文/华彩咨询 白万纲

前言

近日湖北国资系统提出的国有“三资”管理改革三项原则，一切国有资源尽可能资产化，一切国有资产尽可能证券化，一切国有资金尽可能杠杆化，引发各界惊呼。

这三个一切的内涵是：

一切国有资源尽可能资产化：其核心目标是将土地、矿产、数据、林业、水等国有资源从“公共物品” 转化为可交易的标准化资产。通过确权（如林权、水权登记）、确值（自然资源价值核算）、确市（交易平台建设），打破资源流通的制度壁垒，让国有资源能够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和运营，从而实现其经济价值。例如，湖北省建立全省统一土地数据库，为存量土地颁发法律 “身份证”，解决 “有地无证” 问题；湖南通过矿业权整合，提升金矿资源估值，为整体上市奠定基础。

一切国有资产尽可能证券化：指的是将实物、债权、股权、特许经营权、未来收益权等国有资产，通过上市、发行债券等方式转化为证券化资产。这样可以提高国有资产的流动性和配置效率，使国有资产能够在资本市场上进行更广泛的流通和优化配置，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国有经济发展，同时也有助于提升国有资产的价值评估和市场定价能力。

一切国有资金尽可能杠杆化：是指通过合理运用财政资金、国有资本等，发挥其引导和撬动作用，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到经济建设和发展中来。例如，政府可以通过设立产业基金、PPP 项目等方式，用少量的国有资金带动大量的社会资本投入，放大国有资金的使用效益，实现资金的乘数效应，从而更好地支持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等重点领域和项目的发展。

同时，我们观察到，一场更为深刻的范式革命正在酝酿——从“三资”运作，迈向动态的、战略导向的“四资”统筹运营。

一切国有资源尽可能资产化，一切国有资产尽可能证券化，一切国有资金尽可能杠杆化，一切国有资本尽可能的结构化。

在三资基础上增加了第四资，第四资又大大推动了前三资形成的基础与优势，形成叠加与集成。

一切国有资本尽可能结构化： 其核心是推动国有资本从“分散持有”向“集中布局”转变，通过优化资本在产业、区域和企业间的投向与比重，使其精准配置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以及具有高引领性、高带动性、高赋能性的核心环节。此举旨在强化国有资本的战略功能，提升其对产业链、供应链的控制力与影响力，从而在整体上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抗风险能力和战略支撑力。

“三资”改革是此轮国资改革的起点与基石。其核心在于通过全面清查、确权确值、统筹运营，将沉睡的、低效的、分散的国有要素激活为可流动、可交易、可增值的市场化要素。

一、湖北模式：“大财政”统领下的全域统筹与证券化突围

湖北省的“三资”改革实践，因其规模之大、力度之强、影响之广，被视为一场“化债突围”的经典战役。

1. 改革背景与动因

•债务压力倒逼：截至2023年底，湖北省政府债务余额达15625.7亿元，叠加疫情冲击和经济转型压力，传统的土地财政和融资平台模式难以为继，化债与发展需求极为迫切。

•发展动能转换需求：湖北作为传统工业大省，面临着产业结构偏重、新兴产业支撑不足的挑战，需要通过盘活存量，为培育新动能筹措资金、腾挪空间。

•顶层设计推动：在省委省政府“顶格推进”下，湖北将“三资”改革置于“大财政体系”建设的核心，将其从一项财务工作提升为全省性的战略行动。

2. “三变”操作路径的深化解读

（1）分散变集中：全域统筹聚合要素

机制保障：成立跨部门协同工作专班，打破住建、发改、自然资源、乡镇等多部门之间的权属壁垒，建立“三资”统一管理台账和动态更新机制。

案例深化——宜都市厂网一体化：该项目不仅是将276公里管网物理上的连接，更是通过“确权-确值-授权”三步法，解决了长期困扰基层的“三无”（无权属、无估值、无经营）资产难题。通过授权给专业水务国企统一运营，不仅盘活了12亿元资产，更实现了专业化管理，提升了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形成了“盘活-增效-再投资”的良性循环。

襄阳市市政设施整合：襄阳市针对城区内分散的路灯、公交站亭、公共停车场等市政设施，开展全域清查整合。此前，这些设施分别由城管、交通、城投等多个部门管理，存在维护成本高、运营效率低的问题。通过跨部门协同，将全市2.3万盏路灯、860个公交站亭、120个公共停车场的所有权统一确权，评估确值约8.5亿元，授权襄阳市政集团统一运营。整合后，通过智能化改造（如路灯节能管控、停车场线上预约），年节约维护成本1200万元，公共停车场利用率提升35%。

（2）资源变资产：确权赋能激活价值

价值发现机制：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无形资源和闲置资产进行价值重估。这不仅是一个会计过程，更是一个价值发现和市场教育的过程。

案例深化——黄石华新水泥厂旧址：其成功关键在于“功能重塑”而非“推倒重来”。通过保护性修缮，将工业遗存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转化为独特的文旅IP，使其从废弃的“负资产”变为估值明确、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正资产”。此举不仅带动了5亿元社会资本投入，更探索出了一条老工业城市转型升级的可复制路径。

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月山村水生态资源确权：月山村拥有优质的山泉水资源和原生态自然环境，但长期以来未被量化开发。当地引入生态环境评估机构，通过核算水资源涵养、旅游观赏、康养休憩等多重价值，将村内15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水生态资源确认为价值120万元的“水生态旅游康养资产”。随后，通过公开招商引入文旅企业，开发徒步观光、山泉养生、民宿体验等项目，每年为村集体带来稳定收益20万元，同时带动村民就业增收。

前沿探索——湖北港口集团数据资源入表：湖北港口集团开发多式联运数据产品，标志着“三资”的范畴从物理世界拓展至数字空间。通过数据“入表确权”，将海量的、无序的运营数据，转化为可计价、可交易的数据资产，为未来基于数据的金融合作奠定了基础。

武汉光谷大数据资产运营：武汉光谷大数据有限公司整合区域内政务、企业、交通等多领域数据资源，通过数据清洗、脱敏、建模，形成“产业运行监测”“交通流量分析”等标准化数据产品。经第三方评估机构估值，首批数据资产价值达3.2亿元，并成功纳入企业资产负债表。依托这些数据资产，公司与多家银行合作推出“数据质押贷”，为中小科技企业提供融资支持，截至2024年底，已帮助23家企业获得贷款超1.5亿元。

（3）资产变资本：市场化运作撬动杠杆

融资模式多元化：湖北综合运用了信贷融资（如宜都国开行授信）、租赁运营、资产证券化（如武汉东湖高新区REITs）等多种工具，体现了“因资施策”的灵活思路。

案例深化——中金湖北科投光谷REIT：作为中部地区首批产业园REITs，其意义远超15.75亿元的融资本身。它打通了“投资-建设-运营-盘活-再投资”的完整闭环，为基础设施领域提供了宝贵的权益型融资工具，极大地降低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后续投资腾出了空间。更重要的是，它将抽象的“园区运营能力”通过资本市场给予了定价和认可，使其本身也成为一种可复制的“资本”。

荆州古城文化旅游REIT：荆州市以古城墙、张居正故居、关公义园等核心文旅资产为基础，打包发行文化旅游REIT，募集资金8.6亿元。该REIT以门票收入、商铺租赁收入、文创产品销售分成等为收益来源，年化收益率预计达6.2%。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古城墙保护修缮、景区智慧化改造和周边配套设施升级，进一步提升文旅资产的吸引力和盈利能力。同时，通过REITs上市，使荆州古城这一传统文旅资产获得资本市场认可，拓宽了后续融资渠道。

3. 成效与挑战

•成效：截至2024年8月，5个试点地区盘活资产2086亿元，撬动社会融资2335亿元，初步实现了“化债、发展、改革”的多重目标。

•挑战：“大财政”模式对省级统筹能力要求极高，如何避免“运动式”盘活，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并处理好财政短期化债与国资长期增值的关系，是后续面临的考验。

二、浙江模式：“大国资”生态下的资本运营与创新引领

与湖北的“压力驱动型”改革不同，浙江的“三资”运营更呈现出“战略引领型”特征，其根基在于成熟的“大国资”监管与运营体系。

1. 体系特征

•全域国资观：浙江省国资委的监管视野，早已超越传统的工商产业类国企，将金融、文化、数据、自然资源等各类形态的国有要素纳入统一体系，进行通盘考量。

•资本运营主导：核心抓手不是简单的资产盘点，而是通过组建和运作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两类公司”），以基金、投资、并购等市场化手段，实现资本的布局、流动和增值。

•生态化构建：目标不是单个企业的做强做大，而是通过国有资本的引领，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和创新生态。

2. 核心举措与案例深化

（1）基金矩阵驱动产业升级

体系化布局：浙江的产业基金不是孤立的，而是形成了“专项基金群（如“4+1”基金）-母基金-子基金”的多层次、协同化矩阵。这种结构既保证了省级战略意图的贯彻，又充分发挥了市场机构的专业能力和募资优势。

案例深化——浙江省国有资产证券化投资基金：该50亿元基金的设计极具巧思。它并非直接投资项目，而是专注于“盘活存量”这一特定环节，通过收购、整合、证券化等方式，专门解决省内存量资产“杂、散、小”的难题。这是一种典型的“用增量资本盘活存量资产”的靶向操作。

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产业母基金：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管委会联合省属国企设立总规模200亿元的产业母基金，重点投向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基金采用“母基金+直投”模式，通过与红杉资本、高瓴创投等头部机构合作设立20支子基金，撬动社会资本超800亿元。截至2024年，已投资极氪智能、海康威视机器人等120余个优质项目，其中15家企业成功上市或过会，形成了“基金招商-项目落地-产业集聚”的良性循环。

（2）数据资产化的先行探索

制度创新：浙江省率先出台《浙江省数据资产登记管理办法（试行）》，建立全省统一的数据资产登记平台，为数据资源的确权、估值、交易提供了制度框架。

浙江大数据交易中心数据资产凭证试点：浙江大数据交易中心联合杭州银行、德勤中国，开展数据资产凭证试点。以某电商平台的消费行为数据为例，通过数据清洗、脱敏、建模后形成标准化数据产品，经第三方评估机构估值为5000万元，并在交易中心完成登记。杭州银行依据该数据资产凭证，向企业发放信用贷款800万元，实现了数据资产的“融资变现”。目前，试点已扩展至政务数据、工业数据等领域，累计登记数据资产价值超15亿元。

3. 成效与启示

截至2024年底，浙江省国有资产总额达18.6万亿元，连续15年位居全国前列；省属企业资产证券化率超75%，培育出阿里巴巴（国资间接持股）、海康威视等一批世界级企业。其启示在于：“大国资”模式的核心在于通过市场化的资本运作，实现国有资本的“有进有退”和“精准滴灌”，最终服务于产业生态的整体升级。

三、山东模式：海洋特色与绿色转型的“三资”实践

山东省作为海洋大省和工业重镇，其“三资”改革聚焦海洋资源盘活与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蓝色国资”发展路径。

1. 海洋资源的资本化探索

青岛西海岸新区海洋控股集团“海洋+”战略：青岛海控集团聚焦海洋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文化旅游及影视两大产业链，通过“耐心资本”培育“小”“早”“硬科技”企业。先后投资北京智因东方、卡替医疗、上海赛立维生物等医疗企业，并推动卡提医疗、赛立维等企业资金返投西海岸新区，完善当地CGT（基因与细胞治疗）产业生态。在文旅领域，启动凤凰岛国家级旅游度假新渔村（竹岔岛）综合开发项目和红树林度假世界改造升级，引入世界顶级品牌缦合缦运营，打造“海洋+文旅”典范。同时，依托生物医药产业园和红树林度假世界，探索“生物医药+文旅康养”协同发展模式，实现资源互通共用。

2. 传统产业的绿色化改造

海控集团并购企业绿色转型：海控集团并购诚志股份和万马股份后，积极支持两家上市公司技术创新和绿色发展。诚志股份创新采用煤制气（CTG）和甲醇制烯烃（MTO）工艺，打造全球领先的OCP－MTO技术工业化装置，每吨烯烃产品仅消耗2.6吨甲醇，综合能耗比传统工艺下降10％以上。万马股份构建“光伏＋储能＋充电桩”光伏发电微电网系统，2023年杭州产业园消纳光伏电1870余万度，节约用电成本320余万元。此外，海控集团在海控未来城博士邨、生物医药产业园等项目建设中，推动节能减排、三废管理等举措，践行ESG理念。

四、安徽模式：基金招商与产业培育的“三资”赋能

安徽省以国有资本投资平台为载体，通过“基金招商”模式，将国有资金转化为产业投资资本，实现了“引进一个项目、带动一个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1. 基金招商的“合肥模式”升级

兴泰资本新能源汽车产业投资：兴泰资本作为合肥市属国有投资平台，充分发挥基金招商优势，与区县、开发区协同联动，推动超百家优强企业落户合肥，其中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约20家。2024年，兴泰资本完成对轾驱（上海）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资交割，携手合肥新站区鑫城控股集团通过“投引联动”促成企业在肥落地驱动电机核心零部件扁线定转子产线，签约投资额5亿元。轾驱科技是国内为数不多可同时量产纯电和混合动力总成的独立第三方企业，此次产线落地将进一步提升合肥市新能源汽车产业本地配套率，促进产业集群发展。

“四资”理论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有机整体。它系统地回答了国有资本运营中“从哪里来（资源）、是什么形态（资产）、如何驱动（资金）、到哪里去（资本）”的核心命题。深入剖析每一个维度的内涵、价值与实践，是理解并驾驭这场国资改革新范式的关键。

一、资源资产化：从“沉睡要素”到“活化财富”的惊险一跃

一切国有资源尽可能资产化：其核心目标是将土地、矿产、数据、林业、水等国有资源从“公共物品” 转化为可交易的标准化资产。通过确权（如林权、水权登记）、确值（自然资源价值核算）、确市（交易平台建设），打破资源流通的制度壁垒，让国有资源能够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和运营，从而实现其经济价值。例如，湖北省建立全省统一土地数据库，为存量土地颁发法律 “身份证”，解决 “有地无证” 问题；湖南通过矿业权整合，提升金矿资源估值，为整体上市奠定基础。 

1. 解决的核心问题
长期以来，巨量的国有资源处于“公共所有”但“权属模糊”、“价值巨大”但“账实不清”、“潜力深厚”但“沉睡闲置”的状态。资源资产化维度，首要解决的是国有要素的 “身份困境” 与 “价值困境” ，旨在将法律意义上的国家所有，转化为市场关系中产权清晰、价值可量、可供交易的经济权利。

2. 操作重点与核心环节
其操作路径可概括为“三确”：

·确权：明确资源的产权主体、权利边界和权利内容。这不仅是法律层面的登记颁证，更是打破部门、地区分割，实现统一管理的前提。对于数据、生态产品等新型资源，需进行产权制度的创新性分割（如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的“三权分置”）。

·确值：建立科学的自然资源资产、数据资产等价值核算体系。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不仅要核算其市场交易价值，对于生态资源还需核算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GEP），实现从“无价”到“有价”的跨越。

·确市：构建多元化、规范化的交易平台与市场规则。将经过确权确值的资源资产，通过产权交易中心、数据交易所、排污权交易中心等平台推向市场，完成“惊险的一跃”，实现其经济价值。

3. 战略性价值

·奠定价值基石：为后续的证券化、杠杆化和结构化提供了合格的“标的物”和价值评估基础。没有资产化，后续的金融操作便是无源之水。

·重塑财政基础：在土地财政转型的背景下，为地方政府开辟了新的、可持续的财政收入来源和化债渠道，如湖北通过全域资源盘活有效化解债务压力。

·促进要素市场化：推动土地、数据、林业等关键要素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中高效流动与配置，是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关键一环。

4. 关键模式与典型案例

·模式一：全域清查整合模式（湖北）

o重点：以省级层面强力统筹，通过跨部门专班协作，对分散在各领域、各层级的资源进行物理与权属上的整合，形成规模化的资产包。

o案例：湖北省“三资”改革。通过建立全省统一土地数据库，为存量土地颁发“身份证”，解决了“有地无证”的历史难题；将宜都市的厂网设施、襄阳的市政设施进行统一确权、授权运营，实现了从“分散无效”到“集中高效”的转变。

·模式二：生态价值实现模式（浙江、昆明）

o重点：侧重于对生态资源的非使用价值进行核算（GEP），并通过市场机制（如生态补偿、特许经营）将其转化为经济效益。

o案例：昆明滇池生态资产运营。将滇池周边湿地、林地确权为“生态资产”，评估价值超500亿元，通过引入社会资本进行保护性开发，既改善了水质，又创造了旅游收入，实现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

·模式三：数据要素化模式（浙江、重庆）

o重点：聚焦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通过建立登记制度、评估标准、交易平台，解决其确权难、定价难、入市难的问题。

o案例：重庆数据资产确权登记与交易。建立国有数据资产登记平台，按“三权分置”原则确权。重庆车谷公司将汽车供应链数据确认为“经营性数据资产”，估值8亿元并在数据交易所交易，年交易额达1.2亿元，为全国提供了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样本。

二、资产证券化：从“固化存量”到“流动资本”的效能革命

一切国有资产尽可能证券化：指的是将实物、债权、股权、特许经营权、未来收益权等国有资产，通过上市、发行债券等方式转化为证券化资产。这样可以提高国有资产的流动性和配置效率，使国有资产能够在资本市场上进行更广泛的流通和优化配置，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国有经济发展，同时也有助于提升国有资产的价值评估和市场定价能力。

1. 解决的核心问题
国有资产，特别是大量具有稳定现金流的基础设施、园区物业等，具有“价值沉淀性强、流动性不足”的特点。资产证券化维度，旨在破解这一 “流动性困境” ，将固化的存量资产转化为流动的金融资本，释放其内在价值。

2. 操作重点与核心环节

·基础资产遴选：筛选具有独立、可预测、稳定现金流的基础资产。如高速公路收费权、产业园租金、保障房租金、文旅景区门票收入等。

·破产隔离与结构设计：通过设立特殊目的载体（SPV），实现基础资产与原始权益人的风险隔离，并设计优先级/次级等证券分级结构，以满足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需求。

·信用增级与定价发行：通过内部（超额抵押、分层）和外部（第三方担保）方式进行信用增级，提升证券评级，并基于现金流预测和市场询价进行合理定价，成功发行。

3. 战略性价值

·盘活存量，优化报表：为企业提供了权益性融资工具，能够有效降低资产负债率，改善财务状况，为新一轮投资腾出空间。

·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通过资本市场公开交易，形成了国有资产的市场化定价机制，引导资本流向运营效率更高、更能创造价值的领域和企业。

·构建投资闭环：为基础设施等重资产领域的“投资-建设-运营-退出-再投资”提供了完整的商业闭环，极大地激发了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投资的积极性。

4. 关键模式与典型案例

·模式一：公募REITs模式

o重点：针对基础设施资产，在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发行和交易，是资产证券化的高级形态，流动性最强。

o案例：中金湖北科投光谷REIT。作为中部首单产业园REIT，不仅融得15.75亿元资金，更关键的是将“园区运营能力”这一无形资产进行了资本市场定价，形成了可复制的资本运作模式。荆州古城文化旅游REIT则探索了文旅资产的证券化路径，为历史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与开发提供了资金活水。

·模式二：类REITs与ABS模式

o重点：在交易所或机构间市场非公开发行，是公募REITs的有效补充，操作更为灵活，适用于暂时不满足公募条件或特定收益权的资产。

o案例：陕西华清池ABS。以景区未来门票收益权为基础资产发行ABS，募集资金10亿元用于景区智慧化改造，实现了“资产运营-现金流入-资本募集-品质提升”的良性循环。

·模式三：未来收益权证券化模式

o重点：将特许经营权（如污水处理、供热）、应收账款等未来可预期的现金流进行证券化。

o案例：天津港氢能示范项目。将加氢站的未来收益权打包发行ABS，募集资金15亿元用于扩大氢能基础设施网络，为新兴产业的早期发展提供了关键的金融支持。

三、资金杠杆化：从“直接投入”到“引导撬动”的乘数

一切国有资金尽可能杠杆化：是指通过合理运用财政资金、国有资本等，发挥其引导和撬动作用，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到经济建设和发展中来。例如，政府可以通过设立产业基金、PPP 项目等方式，用少量的国有资金带动大量的社会资本投入，放大国有资金的使用效益，实现资金的乘数效应，从而更好地支持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等重点领域和项目的发展。

1. 解决的核心问题
传统的财政资金和国有资本直接投入模式，存在 “效率困境” 与 “风险集中” 的问题。资金杠杆化维度，旨在改变政府“单打独斗”的局面，解决如何用有限的国有资金，引导和撬动近乎无限的社会资本，共同服务于国家战略。

2. 操作重点与核心环节

·工具选择与结构设计：核心工具是各类政府引导基金、PPP项目。关键在于设计好“让利”与“风险共担”机制，通过母子基金架构、优先劣后安排等，明确各方权责利。

·专业化运营与市场化管理：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原则，委托专业的基金管理人进行投资决策，避免行政干预，确保资金按市场规律投向最有前景的领域。

·全过程绩效管理：建立“募、投、管、退”全流程的绩效评价体系，不仅关注财政资金的放大倍数，更要关注其对产业培育、科技创新、就业税收的综合贡献。

3. 战略性价值

·发挥乘数效应：实现“四两拨千斤”，将国有资金的效能放大数倍乃至数十倍，显著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

·集聚创新要素：通过基金等市场化方式，不仅能引来资金，更能引入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渠道，实现对被投企业的“赋能式”投资。

·分散投资风险：通过与社会资本共担风险，国有资本可以更从容地投向具有高风险、长周期特征的战略新兴产业和早期科创项目。

4. 关键模式与典型案例

·模式一：基金丛林矩阵模式（浙江）

o重点：构建覆盖“天使-VC-PE-并购”全链条、聚焦“专项产业领域”的多层次基金体系，形成协同作战的“基金舰队”。

o案例：浙江省“4+1”专项基金群与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产业母基金。通过母基金引导，与头部创投机构合作设立大量子基金，撬动超800亿元社会资本，精准投向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未来产业，成功培育了一大批独角兽和上市公司。

·模式二：投引联动招商模式（安徽）

o重点：将股权投资基金作为招商引资的核心工具，通过“资本入股+政策配套”的组合拳，吸引龙头企业及整个产业链落地。

o案例：“合肥模式”的升级（兴泰资本）。通过基金投资蔚来汽车、轾驱科技等链主企业，并配套提供土地、人才等政策，实现了“引进一个、带动一串、形成一片”的集群效应，打造了全国领先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

·模式三：PPP与资产盘活协同模式

o重点：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领域，通过PPP模式引入社会资本负责设计、建设、运营，同时将盘活存量资产获得的资金用于新的投资，形成滚动开发。

o案例：成都TOD综合开发。将地铁沿线土地资源资产化后，通过市场化招商引入龙湖、万科等社会资本进行TOD综合体开发，运营收益反哺地铁建设，形成了“资源开发-资产增值-资金回流-资本再投”的良性循环。

四、资本结构化：从“平面分布”到“立体布局”的战略跃升

一切国有资本尽可能结构化： 其核心是推动国有资本从“分散持有”向“集中布局”转变，通过优化资本在产业、区域和企业间的投向与比重，使其精准配置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以及具有高引领性、高带动性、高赋能性的核心环节。此举旨在强化国有资本的战略功能，提升其对产业链、供应链的控制力与影响力，从而在整体上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抗风险能力和战略支撑力。

1. 解决的核心问题
在资源、资产、资金被充分激活后，国有资本“投向哪里”成为决定改革成败的最终问题。资本结构化维度，旨在根治国有资本 “布局困境”——即分布过宽、过散，在关键领域控制力影响力不足，在非主业非优势领域消耗资源的问题。

2. 操作重点与核心环节

·战略研判与顶层设计：基于对国家战略、区域规划、产业趋势的深度研判，制定清晰的国有资本布局优化蓝图，明确“进退、留、转”的领域和方向。

·“两类公司”平台构建：打造和做实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两类公司”），作为资本结构布局调整的市场化、专业化操作平台。

·动态调整与考核牵引：建立与战略功能定位相匹配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对战略性投资容忍短期亏损，强化中长期战略贡献考核，引导资本持续向目标领域集中。

3. 战略性价值

·强化战略支撑：确保国有资本牢牢掌握在国家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发挥“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

·引领产业升级：通过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环节、核心技术环节集中，国有资本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的“引擎”。

·提升系统效能：从追求单个企业的“点”上效益，转向追求整个国有经济系统“面”上的布局优化和功能强化，实现“1+1>2”的协同效应。

4. 关键模式与典型案例

·模式一：产业链链长模式（合肥、青岛）

o重点：国有资本充当“链长”，通过直接投资、基金引导、并购整合等方式，围绕一个主导产业，补短板、拉长板，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现代产业链。

o案例：合肥新能源汽车产业。国资平台先后投资蔚来（整车）、国轩高科（电池）、Momenta（智能驾驶）等，贯穿产业链上下游，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乃至“领跑”的跨越。青岛海控集团则聚焦海洋生物医药和文旅产业链，通过“耐心资本”培育硬科技企业，打造“海洋+”产业集群。

·模式二：创新生态培育模式（西安、武汉）

o重点：将资本布局的焦点从成熟产业转向创新源头，通过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研发平台、设立科创基金、建立孵化器，构建“政产学研用金”融合的创新生态。

o案例：西安“秦创原”平台。陕西省国资委设立300亿元国资科创基金，将高校的实验室、科研成果确权为“科创资产”，采用“高校孵化+国资投资+企业转化”模式，已推动150项科技成果转化，成为“四资”赋能科技创新的标杆。

·模式三：区域协同发展模式（京津冀、长三角）

o重点：打破行政区划限制，推动国有资本跨区域协同布局，共同投资于跨区域的重大基础设施、能源保障、产业协同项目。

o案例：京津冀氢能产业基金。由三地国资平台联合设立300亿元基金，将京津冀的风光绿电资源整合为“氢能制备资产”，统筹布局制、储、运、用全环节，打造跨区域的氢能示范城市群，是资本在区域协同中实现结构化布局的典范。

总结：“四资”的协同闭环与战略意义

“四资”运营的四个维度，绝非孤立的操作，而是构成一个动态循环、相互增强的战略闭环：

·资源资产化是起点，它解决了“有什么”和“值多少”的问题，为整个体系提供了价值基础和交易标的。

·资产证券化是枢纽，它解决了“如何活”的问题，将固化的资产转化为流动的资本，为新一轮投资提供了“弹药”。

·资金杠杆化是引擎，它解决了“如何动”的问题，用少量国有资金驱动巨量社会资本，放大了国有资本的效能与影响力。

·资本结构化是航向，它解决了“去哪投”的问题，确保被激活、被放大的资本能够精准地配置于服务国家战略的最关键领域。

“四资”理论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对各地创新实践的提炼与升华。以下我们从不同区域、不同领域选取典型案例，构建“四资”运营的实践矩阵。

一、东部地区：科技创新与数字经济领域的“四资”实践

1. 上海：张江科学城“科技+资本”双轮驱动

上海张江集团以张江科学城为载体，将科研用地、厂房等国有资源确权为“创新空间资产”，评估价值超500亿元。通过设立总规模300亿元的张江科创母基金，将国有资金转化为“科技创新资本”，重点投资芯片设计、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同时，推动张江药谷、张江人工智能岛等资产打包发行REITs，募集资金用于新建研发设施，形成“资源确权-资产运营-资金募集-资本投资”的“四资”闭环。截至2024年，张江科学城已培育出科创板上市公司65家，形成了国内最完整的集成电路产业链。

二、西部地区：基础设施与特色产业领域的“四资”实践

1. 成都：TOD模式下的城市资源资本化

成都市轨道交通集团将地铁沿线土地、商业配套等国有资源与轨道交通建设相结合，通过“TOD综合开发”模式，实现资源变资产。例如，在地铁18号线海昌路站，将周边200亩土地确权为TOD开发资产，评估价值80亿元，通过市场化招商引入龙湖、万科等企业合作开发，形成集商业、住宅、办公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项目运营后，每年为轨交集团带来稳定收益15亿元，同时带动周边土地增值。这些收益作为国有资金，再投入新的地铁线路建设，形成“资源开发-资产增值-资金回流-资本再投”的良性循环，截至2024年，成都轨交TOD开发累计盘活资产超600亿元。

2. 陕西：文旅资源的“IP化+资本化”运营

陕西省旅游集团将兵马俑、华清池等优质文旅资源整合，打造“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文化IP”，通过品牌授权、文创开发等方式实现资源变资产。联合陕文投集团设立总规模50亿元的文旅产业基金，将国有资金转化为“文旅投资资本”，投资开发《长恨歌》实景演出、“丝绸之路文旅小镇”等项目。同时，推动华清池景区资产证券化，发行ABS产品募集资金10亿元，用于景区智慧化改造。2024年，陕旅集团实现营收180亿元，文旅IP衍生品销售额突破5亿元，形成了“文化资源-IP资产-资本运作-产业升级”的“四资”运营模式。

三、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振兴中的“四资”实践

1. 沈阳：装备制造业的“技改+混改”双赋能

沈阳市国资委将沈阳机床、沈鼓集团等老国企的厂房、设备等国有资产进行价值重估，确认为“工业存量资产”，评估总价值超300亿元。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将国有资产转化为“混合所有制资本”，同时设立200亿元的装备制造业技改基金，将国有资金投向智能机床、大型压缩机等高端装备研发。例如，沈鼓集团通过混改引入腾讯云技术，开发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传统装备的智能化升级；沈阳机床通过技改基金支持，研发出“i5智能机床”，市场占有率提升至国内第一。2024年，沈阳装备制造业产值突破5000亿元，同比增长18%。

四、西南地区：能源资源与生态保护的“四资”实践

1. 重庆：页岩气资源的“开发+金融”协同

重庆能源集团将涪陵页岩气田的探矿权、采矿权等国有资源确权，评估价值超800亿元，作为“能源战略资产”。与中石油、中石化合作开展页岩气开发，通过产品分成实现资产增值。设立总规模100亿元的页岩气产业基金，将国有资金转化为“能源开发资本”，投资页岩气勘探技术研发、管网建设等项目。同时，以页岩气未来收益权为基础，发行绿色债券募集资金50亿元，用于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2024年，涪陵页岩气田产量达200亿立方米，带动重庆能源产业营收增长25%，实现了“能源资源-开发资产-资本融通-生态保护”的协同发展。

2. 昆明：滇池生态资源的“保护+开发”平衡

昆明市将滇池周边湿地、林地等生态资源确权为“生态资产”，评估价值超500亿元。通过设立滇池生态保护基金，将国有资金投向污染治理、生态修复项目，同时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滇池沿岸文旅开发，打造“滇池生态旅游带”。例如，在斗南湿地周边开发“生态康养社区”，将生态保护与房地产开发相结合，实现生态资产增值。项目运营后，每年为昆明带来旅游收入80亿元，同时滇池水质持续改善至Ⅳ类标准。这种模式既保护了生态资源，又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是“生态资源-保护资产-资本投入-效益产出”的“四资”典范。

“四资”运营作为国有资本改革的高级形态，其健康发展离不开系统性制度设计、专业化能力支撑及协同化政策环境。构建“制度-能力-政策”三位一体保障体系，才能推动“四资”运营从“实践探索”走向“规范成熟”，成为引领国有资本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一、构建“四资”运营制度框架：从“确权”到“监管”的全链条规范

1. 完善新型资产确权定价制度

针对自然资源、数据资源等新型国有要素，突破传统产权界定局限，建立分类确权机制。对森林、湿地等生态资源，推行“生态产品价值（GEP）核算+产权登记”制度，参考浙江丽水GEP核算经验，将生态调节、文化服务等非使用价值纳入资产估值；对工业数据、政务数据等数据资源，依据《数据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数据资源持有权、使用权、经营权权属划分，建立“原始数据-数据产品-数据资产”分级估值体系，推广浙江大数据交易中心“数据资产凭证”试点经验，实现数据资产可计量、可交易。培育具备生态、数据等专业评估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制定全国统一资产评估准则，避免“估值泡沫”或“价值低估”。

2. 建立市场化交易与流转制度

整合现有产权交易市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数据交易市场等平台资源，构建“全国国有要素交易一体化平台”，实现国有资源、资产、资本“一网交易、全程留痕、阳光透明”。交易规则上，区分“公益性资产”与“经营性资产”：对保障性住房、市政管网等公益性资产，采用“公开招标+绩效考核”交易模式，确保公共服务属性不弱化；对产业园区、文旅景区等经营性资产，推行“产权交易+资产证券化”组合模式，支持通过REITs、ABS等工具流转。参考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国有资产交易全流程数字化”经验，开发“四资”交易智能匹配系统，提高要素流转效率。

3. 创新差异化监管考核制度

摒弃“一刀切”国资考核模式，建立与“四资”运营定位匹配的差异化评价体系。对承担国家战略、民生保障任务的“靶向化资本”投资项目，弱化短期盈利指标，重点考核“战略贡献度”（如产业链培育成效、民生服务覆盖率）、“生态效益值”（如单位产值能耗、碳排放强度）；对市场化运营的国有资本，强化“资本回报率”“资产周转率”等效率指标，纳入“ESG（环境、社会、治理）绩效”考核。借鉴深圳国资“分类考核、一企一策”经验，对战略类国企（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设置“基础设施投资完成率”“公共服务满意度”等核心指标，对商业类国企（如产业投资集团）设置“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产业投资回报率”等指标，考核结果与国企负责人薪酬、职级晋升直接挂钩，激发运营活力。

二、提升“四资”运营专业能力：从“资本运作”到“生态构建”的能力跃迁

1. 培育复合型资本运营团队

国有资本运营专业性要求高，需打造“懂产业、通金融、善管理、知政策”的复合型人才队伍。一方面，通过“市场化选聘+股权激励”机制，从头部投行、产业基金、科技企业引进资深投资经理、产业研究员、风控专家等专业人才，打破“身份壁垒”，实现“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另一方面，加强内部培养，与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合作开设“国有资本运营高级研修班”，培训“产业分析、估值建模、风险管控”等核心能力，组织国企高管赴浙江、深圳等改革前沿地区挂职学习。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通过“市场化招聘+项目跟投”制度，组建近200人专业投资团队，80%具有金融或产业背景，成功投资小鹏汽车、广汽埃安等项目，年化收益率超15%。

2. 强化数字化赋能与风险管控

建设“国有资本大数据监管平台”，整合“四资”运营全流程数据，实现“动态监控、智能分析、风险预警”。平台涵盖三大核心模块：“要素管理模块”实时更新国有资源、资产、资金存量、流向、收益等数据，形成可视化“国资图谱”；“投资决策模块”嵌入产业数据库、政策知识库、风险评估模型，为“靶向化资本”投资提供数据支撑；“风险预警模块”设置债务率、投资回报率等关键指标“红黄蓝”预警线，触及阈值自动推送预警信息。江苏省国资委“智慧国资监管平台”实现对全省1.2万户国企实时监管，累计预警风险事项320余起，处置率达95%，有效防范国有资本流失。

3. 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

国有资本需从“被动投资”转向“主动培育”，与高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共建创新生态，提升“靶向化资本”投后赋能能力。设立“国有资本创新研究院”，联合中科院、清华大学等开展“未来产业趋势研究”，为投资布局提供前瞻性指引；与科技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围绕芯片、生物医药等“卡脖子”领域攻关，国有资本以“股权投资+技术入股”参与成果转化；建立“科创企业孵化器”，为投资早期项目提供场地、法务、融资等“一站式”服务。合肥产投集团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共建“中科合肥技术创新工程院”，累计孵化科创企业300余家，20家成长为独角兽或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形成“科研-孵化-投资-产业”闭环生态。

三、优化“四资”运营政策环境：从“单点支持”到“协同联动”的政策合力

1. 加大财税与金融政策支持

财税政策上，对国有资本投资战略新兴产业、生态保护等项目，给予“企业所得税三免三减半”“增值税即征即退”等税收优惠；对资产证券化项目，减免相关交易税费，降低发行成本。金融政策上，鼓励银行开展“国有资产质押贷款”“数据资产质押贷款”等创新业务，支持政策性银行提供长期低息贷款；拓宽直接融资渠道，支持国企在科创板、北交所上市，鼓励“靶向化资本”投资项目通过IPO、并购退出。深圳市对国有资本投资的生物医药企业，给予最高5000万元研发补贴；对REITs发行企业，按募资规模0.5%给予奖励，单个项目最高奖励1000万元。

2. 完善风险补偿与容错纠错机制

“四资”运营尤其是战略新兴产业投资具有高风险、长周期特点，需建立健全风险补偿与容错纠错机制。设立“国有资本风险补偿基金”，对市场化运作中因政策变化、市场波动等客观因素导致的合理亏损，给予一定比例补偿；制定“国有资本投资容错清单”，明确“三个区分开来”具体情形，对改革创新中勤勉尽责、未谋私利但出现失误的，不予追责。浙江省出台《省属国有资本投资容错纠错实施办法》，明确产业投资、资产盘活等领域12种容错情形，2024年以来已对5起国企投资项目失误案例予以容错，为改革探索卸下“思想包袱”。

3. 推动区域协同与跨领域合作

打破行政区域和行业壁垒，推动“四资”运营跨区域、跨领域协同。区域协同上，借鉴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经验，建立“跨省国有资本合作基金”，共同投资重大基础设施、产业项目，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长三角三省一市联合设立总规模1000亿元的“长三角国有资本协同发展基金”，重点投资集成电路、新能源等产业链项目，已落地苏州工业园、合肥长鑫存储等标志性项目。跨领域合作上，推动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外资“双向赋能”，鼓励国企通过“混改”引入社会资本管理经验和技术资源，支持国有资本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入股优质民企，实现“国民共进”。吉利集团与浙江省国资合作成立“吉利新能源汽车产业基金”，国资提供资金支持，吉利输出技术和管理，共同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基金规模达200亿元。

随着“四资”理论在全国范围内的落地生根，各地区结合自身战略定位与资源禀赋，探索出兼具地域特色与示范价值的运营模式。从华东的科创赋能到西北的能源转型，从华南的海洋经济到华北的协同发展，“四资”统筹正成为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本部分通过新增12个跨区域、多领域案例，构建更为立体的实践图谱，揭示“靶向化资本”在不同场景下的运作逻辑。

一、华东地区：科创走廊与先进制造的“四资”突围

1. 苏州：工业园区“产业载体+基金集群”双轮驱动

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将区内200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50个中试基地等工业资源确权为“科创载体资产”，评估价值超600亿元。依托苏州元禾控股等国有资本平台，设立总规模500亿元的“科创基金矩阵”，涵盖天使投资、VC/PE、产业并购等全周期基金，将国有资金转化为“科创孵化资本”。例如，通过“载体免租+基金投资”模式，引入生物医药企业信达生物，为其提供1000平方米研发场地及5000万元A轮投资；后续通过元禾控股旗下基金持续跟投，推动企业登陆港股及科创板，目前市值超千亿元。同时，将成熟的产业载体打包发行“苏园产融REIT”，募集资金45亿元用于新建纳米产业园。2024年，苏州工业园区高新技术企业超5000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比达72%，形成“资源筑巢-资本引凤-资产增值-资本循环”的“四资”闭环。

2. 合肥：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主招商+资本赋能”模式

合肥市国资委以国有资本为纽带，构建“靶向化资本”驱动的产业培育体系。先是通过合肥建投集团出资70亿元战略投资蔚来汽车，将其中国总部及制造基地引入合肥，同时将周边3000亩工业用地确权为“汽车产业配套资产”，评估价值150亿元，定向供给蔚来供应链企业。随后设立总规模200亿元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基金，投资电池企业国轩高科、自动驾驶公司Momenta等链上企业，形成“整车+零部件+智能网联”的产业集群。通过资产证券化，将蔚来合肥工厂部分产能收益权打包发行ABS，募集资金20亿元用于生产线升级。2024年，合肥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150万辆，产值达2800亿元，带动上下游就业超10万人，成为“四资”理论赋能产业跃迁的标杆。

二、华南地区：海洋经济与自贸区的“四资”创新

1. 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跨境资本+要素市场”实践

前海管理局将28平方公里土地资源及跨境金融牌照等无形资源整合确权，形成“前海战略资产包”，评估价值超2000亿元。联合香港金管局设立“深港跨境资本池”，规模达500亿元，推动人民币与港币在跨境投资、贸易结算中的便利化使用，将国有资金转化为“跨境金融资本”。引入香港交易所设立前海联合交易中心，开展大宗商品跨境交易；同时推动前海股权交易中心与香港联交所互联互通，为科创企业提供“跨境孵化+上市培育”服务。例如，帮助深圳跨境电商企业SHEIN通过前海平台完成5亿美元跨境融资，并推动其在香港上市。2024年，前海跨境人民币结算量达3.5万亿元，吸引港资企业超1.2万家，成为“一国两制”框架下“四资”跨境运营的典范。

2. 厦门：东南国际航运中心“港口资产+物流金融”协同

厦门港务集团将厦门港东渡、海沧等港区的码头泊位、仓储设施等资产整合确权，评估价值超800亿元，作为“航运基础设施资产”。设立总规模100亿元的港口物流产业基金，投资智能集装箱码头、跨境物流供应链平台等项目，同时与中远海运合作开展“海运提单质押融资”业务，将港口运营数据转化为企业信用凭证，帮助中小物流企业获得贷款超50亿元。推动厦门港自动化码头资产发行公募REITs，募集资金35亿元用于建设新的深水泊位。2024年，厦门港集装箱吞吐量达1.4亿标箱，其中跨境电商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40%，形成“港口资源-物流资产-金融资本-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

三、华北地区：京津冀协同与老工业转型的“四资”实践

1. 天津：京津冀氢能示范城市群“能源资产+场景应用”模式

天津市国资委牵头，联合北京、河北国资平台设立总规模300亿元的京津冀氢能产业基金，将三地的风电、光伏等绿电资源确权为“氢能制备资产”，评估价值超400亿元。在天津港建设“氢能重卡物流示范线”，投放200辆氢能重卡，配套建设10座加氢站；同时在滨海新区打造氢能产业园，引入丰田氢能电池、亿华通燃料电池系统等项目。通过“绿电制氢-氢能储运-场景应用-资产证券化”路径，将加氢站收益权打包发行ABS，募集资金15亿元用于扩大示范规模。2024年，京津冀氢能产业产值突破500亿元，天津港氢能重卡年减排二氧化碳超10万吨，成为区域协同“四资”运营的典型案例。

2. 太原：太重集团“传统装备+数字资本”转型升级

太原市国资委将太重集团的厂房、设备等存量资产价值重估，确认为“工业升级资产”，评估价值200亿元。引入腾讯云、华为等科技企业，设立50亿元的“智能装备改造基金”，将国有资金投向高端煤机、风电装备的智能化研发，同时开发“太重工业互联网平台”，将设备运行数据转化为“数字资产”，为客户提供预测性维护服务。通过混改引入社会资本30亿元，优化股权结构；推动旗下“太重智能”分拆上市，募集资金18亿元用于智能生产线建设。2024年，太重集团高端装备产值占比提升至65%，数字化服务收入突破20亿元，实现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服务”的转型。

四、西北地区：能源转型与生态经济的“四资”探索

1. 榆林：煤炭资源“绿色开发+循环经济”资本运作

榆林能源集团将境内优质煤炭资源及洗煤厂、电厂等配套资产整合确权，形成“绿色能源资产包”，评估价值超1200亿元。设立总规模200亿元的“煤电一体化发展基金”，投资煤矿智能化改造和煤矸石综合利用项目，同时建设“榆林煤炭交易中心”，推动煤炭资源市场化定价。创新“碳资产质押融资”模式，将煤矿减排的二氧化碳配额确权为“碳资产”，通过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质押融资50亿元，用于光伏电站建设。2024年，榆林能源集团煤炭绿色开采率达90%，煤电一体化机组发电量占比超70%，碳减排量交易收入达8亿元，实现“黑色资源-绿色资产-低碳资本-循环经济”的转型。

2. 西宁：盐湖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基金”赋能

青海省投集团将察尔汗盐湖的锂、钾、镁等资源确权为“战略矿产资产”，评估价值超1000亿元。联合中信建投设立150亿元的盐湖产业基金，投资盐湖提锂技术研发及下游电池材料项目，引入宁德时代合作建设年产10万吨锂电池正极材料基地。推动盐湖提锂生产线资产证券化，发行ABS产品募集资金25亿元用于扩大产能。同时，将盐湖旅游资源与茶卡盐湖景区整合，开发“盐湖生态旅游专线”，年接待游客超300万人次，旅游收入达15亿元。2024年，青海盐湖提锂产能突破20万吨，占全国市场份额的30%，形成“资源勘探-技术突破-资本加持-产业集群”的“四资”运营模式。

五、中南地区：文旅融合与农业现代化的“四资”实践

1. 长沙：马栏山视频文创园“文化IP+数字资本”运营

马栏山文创园管委会将园区内2000亩土地及影视拍摄基地等资源确权为“文创载体资产”，评估价值300亿元。设立总规模100亿元的文创产业基金，投资芒果TV、中广天择等企业，同时开发“马栏山数字版权交易平台”，将影视版权确权为“数字资产”，提供版权登记、交易、质押等服务。例如，帮助动画企业“若鸿文化”将《妖神记》版权评估为5亿元，通过平台质押融资1亿元用于续集制作。推动园区内“文创大厦”资产发行REITs，募集资金20亿元用于建设超高清视频实验室。2024年，马栏山文创园产值突破800亿元，数字版权交易规模达50亿元，成为国家级文化产业“四资”运营示范区。

2. 郑州：国家中心城市“都市农业+供应链金融”创新

郑州市农投集团将周边50万亩高标准农田、20个农产品物流园等资源确权为“农业资产”，评估价值200亿元。设立80亿元的现代农业基金，投资智慧农业、农产品精深加工项目，建设“郑州农产品冷链物流枢纽”。创新“农田经营权质押+供应链金融”模式，以高标准农田预期收益为基础，为农业企业提供贷款超30亿元；同时开发“郑农链”供应链金融平台，链接农户、合作社与商超，实现农产品溯源与资金融通。2024年，郑州都市农业产值达600亿元，农产品冷链物流吞吐量超1000万吨，带动农户增收超20%，探索出城市近郊“农业资源-资产运营-资本赋能-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站在“十五五”规划开局的历史节点，“四资”理论不仅是盘活存量国资的工具，更将成为推动国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框架。未来，需从制度创新、技术赋能、生态构建三个维度深化实践，让“靶向化资本”在服务国家战略、培育新质生产力中发挥更大作用。本部分通过新增8个前沿案例与趋势分析，勾勒“四资”运营的未来图景。

一、制度创新：构建“四资”统筹的法治化与市场化体系

1. 海南：自贸港“跨境资产交易+法治保障”试点

海南省国资委在自贸港政策框架下，探索建立“跨境国有资产交易平台”，将海南省内的港口、文旅、农业等优质资产确权后，通过平台实现跨境转让与融资。例如，将三亚亚龙湾部分酒店资产通过平台向香港投资者转让30%股权，募集资金50亿元用于国际化改造；同时试点“跨境资产证券化”，以洋浦经济开发区的仓储物流资产为基础，在香港联交所发行REITs，募集资金30亿港元。为保障跨境交易安全，海南省出台《自贸港国有跨境资产管理办法》，明确资产确权、估值、交易等环节的规则，引入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与律师事务所提供专业服务。2024年，海南跨境国有资产交易规模达200亿元，成为“四资”国际化运营的试验田。

2. 重庆：国有数据资产“确权登记+交易流通”制度突破

重庆市大数据发展局联合市国资委，率先建立“国有数据资产确权登记平台”，将政务数据、工业数据等国有数据资源按“三权分置”（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原则确权。例如，重庆车谷大数据公司将汽车产业供应链数据确权为“经营性数据资产”，评估价值8亿元，通过重庆数据交易所挂牌交易，向长安汽车、吉利汽车等企业提供数据服务，年交易额达1.2亿元。同时，出台《重庆市国有数据资产管理办法》，明确数据资产入表、评估、交易的操作规范，设立10亿元的数据资产创新基金，支持数据产品开发。2024年，重庆国有数据资产登记规模超50亿元，交易规模达8亿元，为全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提供了“重庆样本”。

二、技术赋能：数智化重塑“四资”运营的全流程

1. 杭州：“城市大脑+国资监管”智慧平台建设

杭州市国资委依托“城市大脑”技术底座，构建“四资”智慧监管平台，实现国有资源、资产、资金、资本的动态监测与智能决策。平台整合全市120家市属国企的资产数据，建立“国资数据中台”，对1.2万处国有房产、5000亿元金融资产进行实时监控，自动预警闲置资产与低效资金。例如，通过平台监测发现某国企名下5万平方米闲置厂房，自动匹配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的产业需求，推动其改造为“智能制造孵化器”，引入企业20家，年创造税收5000万元。同时，平台具备“资本投向模拟”功能，通过AI算法预测不同产业基金的投资回报，为“靶向化资本”配置提供决策支持。2024年，该平台帮助杭州盘活闲置资产超300亿元，国有资金使用效率提升25%。

2. 广州：“区块链+国有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

广州市国资委开发“国有资产区块链管理平台”，将土地、房产、设备等国有资产的权属证书、评估报告、交易记录等信息上链存证，实现“一物一码、全程可溯”。例如，在广州南沙新区的土地出让中，通过区块链平台完成土地确权、竞价、签约等流程，交易时间从30天缩短至7天；同时，将土地出让金缴纳、后续开发进度等数据上链，确保资金监管与项目落地同步。平台还支持资产租赁、转让的线上交易，2024年通过区块链平台完成国有资产交易超500笔，交易额达150亿元，交易效率提升40%，实现“国有资产透明化、交易流程标准化、监管手段智能化”。

三、生态构建：“四资”驱动产学研用与区域协同

1. 武汉：长江经济带“生态资产+绿色基金”协同发展

武汉市发改委联合长江产业投资集团，设立总规模500亿元的“长江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将长江武汉段的湿地、岸线等生态资源确权为“生态资产”，评估价值超800亿元。基金重点投资长江堤防加固、污水治理、生态修复项目，同时引入社会资本开发“生态旅游+绿色农业”项目。例如，在江夏区建设“长江湿地生态公园”，将湿地保护与研学旅游结合，年接待游客200万人次，旅游收入达10亿元；同时，将公园生态改善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反哺生态保护基金。2024年，基金累计投资生态项目120个，带动社会资本超1000亿元，长江武汉段水质稳定在Ⅲ类标准，实现“生态保护-资产增值-资本循环-绿色发展”的良性生态。

2. 西安：“秦创原+国资基金”产学研用融合模式

陕西省国资委以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为载体，设立总规模300亿元的“秦创原国资科创基金”，联动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高校，将高校的科研成果、实验室资源确权为“科创资产”，评估价值超200亿元。基金采用“高校孵化+国资投资+企业转化”模式，投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例如，投资西北工业大学的“无人机导航系统”项目，提供5000万元研发资金，同时将西工大航空学院的实验室资源授权企业使用，推动项目落地转化，目前该系统已应用于民用无人机领域，年销售额达3亿元。2024年，基金累计投资科创项目150个，推动50项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带动陕西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长18%，成为“四资”赋能科技创新的标杆。

四、前沿趋势：“四资”与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深度融合

1. 合肥：量子科技“科研设施+资本孵化”超前布局

合肥市国资委联合中科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将量子实验室、超导量子计算机等科研设施确权为“战略科技资产”，评估价值超100亿元。设立100亿元的量子科技产业基金，投资本源量子、国盾量子等企业，同时建设“合肥量子科学城”，为企业提供研发场地与配套服务。通过“科研设施共享+基金投资+产业链培育”模式，推动本源量子研发出国内首台66比特超导量子计算机，国盾量子建成全球首条量子保密通信骨干网。2024年，合肥量子科技产业产值突破200亿元，集聚量子科技企业50余家，成为全国量子产业创新高地，体现了“靶向化资本”对未来产业的超前培育能力。

2. 深圳：低空经济“空域资源+场景资本”创新实践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深圳国资旗下的低空经济集团，将深圳辖区内的低空空域资源确权为“低空交通资产”，制定空域分类管理方案。设立200亿元的低空经济产业基金，投资无人机物流、eVTOL（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低空交通管理系统等项目。在深圳前海、宝安等区域建设“低空经济示范区”，开通无人机物流配送航线50条，落地eVTOL试飞基地3个。例如，支持顺丰无人机开展“空中快递”业务，日均配送订单超1000单；投资亿航智能的eVTOL项目，推动其自动驾驶飞行器在景区观光、城市通勤场景应用。2024年，深圳低空经济产值达800亿元，成为“四资”理论赋能新赛道的典范。

结语：从“三资”盘活到“四资”统筹，中国国资改革已迈入战略引领与创新驱动的新阶段。未来，随着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技术手段的持续赋能与生态协同的深度推进，“四资”理论将在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国家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更大价值，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国资支撑。

五、华北地区：京津冀协同与民生保障领域的“四资”实践

华北地区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承载区，其“四资”运营聚焦区域资源整合、产业协同升级与民生服务优化，通过国有资本的靶向配置，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区域经济格局。

1. 北京：城市副中心“产城融合+资本运作”模式

北京市属国企北京城市副中心投资建设集团（简称“北投集团”）以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为契机，开展全域国有资源梳理与确权。将副中心范围内68平方公里土地资源、12个交通枢纽配套设施及300万平方米闲置厂房，整合确认为“城市发展核心资产”，聘请戴德梁行等专业机构评估，总价值超1200亿元。为破解建设资金难题与产业培育瓶颈，北投集团联合北京国资公司发起设立总规模500亿元的副中心产业发展基金，采用“母基金+直投”模式，将国有资金精准转化为“产城融合资本”，重点投向数字经济、绿色金融、文化创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在具体实践中，北投集团选取副中心0101街区打造“运河商务区”标杆项目。该区域原是北京某老工业厂区，通过“土地整理-功能重塑-资产运营”三步法，将1500亩工业用地转化为高端产业载体，引入华夏幸福、中国建筑等社会资本合作开发，建设集总部办公、数字产业园、国际商业配套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同时，创新资产证券化路径，将商务区地下综合管廊、智能停车场等基础设施资产打包，在深交所发行公募REITs，募集资金45亿元，专项用于后续轨道交通和绿色建筑建设。截至2024年，运河商务区已吸引中国银河证券、北京银行数字银行总部等120家金融机构和科技企业入驻，实现年税收超80亿元，带动就业3.5万人，形成“土地资源盘活-产业资产增值-资本循环反哺-城市功能升级”的完整“四资”闭环，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产城融合样本。

2. 天津：港口资源整合与临港产业生态构建

天津港作为北方国际航运枢纽的核心载体，长期存在“港区分散、功能重叠、运营低效”问题。天津港集团启动“全域港口资源整合”行动，将天津港北疆港区、东疆保税港区、南疆港区等6个分散港区的码头泊位、仓储设施、集疏运体系等国有资源进行统一确权，明确权属关系后评估确值超900亿元，形成“一体化港口战略资产包”。为提升运营效率与产业带动力，集团引入中远海运、招商局集团等战略投资者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出让49%股权募集资金210亿元，将国有资产转化为“港产城融合发展资本”。

在此基础上，天津港集团联合天津市国资委设立200亿元临港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港口物流、高端装备制造、海洋经济等临港特色产业。在东疆片区打造“国际航运枢纽+跨境电商产业园”综合体，建设全球领先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配套建设跨境商品展示交易中心、国际物流分拨基地，实现“港口装卸-仓储物流-贸易服务”全链条协同。同时，推动“港口数据资产化”试点，将集装箱吞吐量、船舶调度、货物通关等运营数据进行脱敏建模，形成“港口物流效率分析”“供应链风险预警”等数据产品，在天津数据交易所登记估值3.8亿元，与工商银行合作开展“数据资产质押贷款”，获得授信5000万元。2024年，天津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2.2亿标箱，临港产业园区产值达1500亿元，带动就业12万人，成功构建“港口资源整合-物流资产增值-资本赋能产业-集群效应凸显”的“四资”运营模式，助力天津建设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

六、华南地区：自贸区创新与开放型经济的“四资”实践

华南地区依托自贸区政策优势与区位特点，“四资”运营聚焦跨境要素流动、高端产业培育与制度型开放，通过国有资本的市场化运作与国际化布局，打造开放型经济新高地。

1. 广州：南沙自贸区“跨境金融+产业投资”双轮驱动

广州南沙开发区控股集团（简称“南沙控股”）充分利用自贸区“跨境贸易、跨境金融”政策红利，开展国有资源的创新运营。将南沙新区内20平方公里临港产业用地、跨境电商监管中心、国际航运物流园区等核心资源进行确权整合，评估确认为“自贸区特色资产包”，总价值超800亿元。为推动跨境产业生态构建，南沙控股联合广州金控、香港汇丰银行发起设立总规模300亿元的南沙跨境金融产业基金，其中150亿元用于跨境股权投资，100亿元用于跨境资产证券化，50亿元用于供应链金融创新，将国有资金转化为“跨境投资赋能资本”。

在产业培育方面，南沙控股引入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共建“南沙科创港”，将1000亩科研用地转化为“产学研用一体化资产”，建设国际联合实验室、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及人才公寓，基金定向投资港科大孵化的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100余家科创企业，推动项目落地南沙。同时，创新跨境资产证券化产品，以南沙跨境电商综试区的进口商品仓储物流收益权为基础资产，在香港联交所发行离岸ABS，募集资金25亿元，用于升级智能监管系统和拓展海外仓网络。2024年，南沙自贸区跨境电商交易额突破3000亿元，科创港入驻企业获得风险投资超50亿元，培育出3家独角兽企业，形成“自贸区资源整合-跨境资产创新-资本链接全球-产业开放发展”的“四资”运营模式，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合作的核心枢纽。

2. 厦门：鼓浪屿文化遗产“活化利用+资本反哺”模式

厦门市文旅集团针对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矛盾，创新“文化资源活化+资本市场化运作”的“四资”运营路径。对鼓浪屿岛上300余栋历史建筑、20处文化遗址及周边海域生态资源进行系统性梳理，通过“修旧如旧”的保护性修缮与功能重塑，将其确认为“文旅活化资产”，邀请故宫博物院专家团队参与价值评估，总估值超300亿元。为保障遗产保护的可持续投入，厦门市文旅集团联合福建省文旅厅设立总规模50亿元的鼓浪屿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基金，分为“保护修缮子基金”（20亿元）和“产业运营子基金”（30亿元），将国有资金转化为“文旅传承与发展资本”。

在具体运营中，选取菽庄花园周边10栋百年老别墅进行试点改造，引入国内顶级民宿品牌“安麓”运营，打造“艺术精品酒店+非遗展示馆”复合业态，酒店客房定价1500-3000元/晚，年均入住率达85%，同时非遗展示馆年均接待游客120万人次，实现文化保护与商业收益的平衡。此外，联合故宫文创团队开发“鼓浪屿记忆”系列文创产品，涵盖书画衍生品、闽南特色手工艺品等200余个品类，通过线上线下渠道销售。2023年，推动鼓浪屿核心文旅资产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REITs，募集资金15亿元，专项用于历史建筑抢险加固和智慧景区建设。2024年，鼓浪屿接待游客量达1200万人次，文创产品销售额突破8亿元，文化遗产保护资金自给率提升至60%，成功构建“文化资源活化-文旅资产增值-资本反哺保护-遗产永续传承”的良性“四资”循环，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提供了中国方案。

3. 完善风险补偿与容错纠错机制

“四资”运营尤其是战略新兴产业投资，具有高风险、长周期的特点，需建立健全风险补偿与容错纠错机制。设立“国有资本风险补偿基金”，对市场化运作中因政策变化、市场波动等客观因素导致的合理亏损，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偿；制定“国有资本投资容错清单”，明确“三个区分开来”的具体情形，对在改革创新中勤勉尽责、未谋私利但出现失误的，不予追责，激发国企负责人的创新勇气。例如，浙江省出台《省属国有资本投资容错纠错实施办法》，明确在产业投资、资产盘活等领域的12种容错情形，2024年以来已对5起国企投资项目失误案例予以容错，为改革探索卸下“思想包袱”。

4. 推动区域协同与跨领域合作

打破行政区域和行业壁垒，推动“四资”运营的跨区域、跨领域协同。在区域协同上，借鉴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的经验，建立“跨省国有资本合作基金”，共同投资重大基础设施、产业项目，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例如，长三角三省一市联合设立总规模1000亿元的“长三角国有资本协同发展基金”，重点投资集成电路、新能源等产业链项目，已落地苏州工业园、合肥长鑫存储等标志性项目。在跨领域合作上，推动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外资的“双向赋能”，鼓励国企通过“混改”引入社会资本的管理经验和技术资源，同时支持国有资本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入股优质民企，实现“国民共进”。例如，吉利集团与浙江省国资合作成立“吉利新能源汽车产业基金”，国资提供资金支持，吉利输出技术和管理，共同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基金规模已达200亿元。

一、全域清查与动态确权，夯实“四资”运营根基
建议各地开展全域性、周期性的国有资源与资产大清查，利用卫星遥感、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建立覆盖土地、矿产、数据、林业、水等资源的“国有资源一张图”与动态数据库。重点突破自然资源、数据资源等新型资产的确权难题，推广生态产品价值（GEP）核算与数据资产登记制度，实现所有国有要素“身份清晰、权属明确、价值有据”。

二、构建一体化要素交易平台，促进高效流转
整合升级现有产权、股权、碳排放权、数据等交易平台，构建统一的“区域性国有要素市场化交易平台”。制定差异化的交易规则，对公益性资产强化绩效约束，对经营性资产鼓励采用REITs、ABS等证券化工具。推动平台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实现信息发布、合规审查、竞价交易、资金结算一站式服务，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要素流转效率。

三、实施资本靶向化布局，服务国家与区域战略
推动国有资本从“分散持有”向“集中布局”转变，制定并动态调整《国有资本布局优化指引》。聚焦国家战略安全、区域主导产业及未来产业（如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量子科技、新能源），将资本精准配置于产业链关键环节、供应链核心节点及创新链前沿领域，强化其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引领、带动和赋能作用。

四、创新财政资金运用模式，放大杠杆乘数效应
转变财政资金直接投入方式，大力发展政府引导基金、PPP、专项建设基金等市场化工具。构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基金丛林”，通过“母基金+子基金”架构，广泛吸引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共同参与。建立健全基金绩效评价体系，确保资金“投得准、引得活、管得好、退得出”，实现国有资金的循环使用和乘数放大。

五、大力推动资产证券化，提升资本流动性与价值
将资产证券化作为盘活存量的主渠道之一。筛选具备稳定现金流的基础设施、产业园区、保障性租赁住房、文旅景区等资产，积极筹备并发行公募REITs、ABS、类REITs等产品。鼓励对特许经营权、未来收益权、数据资产等无形权益进行证券化探索，打通“投资-建设-运营-盘活-再投资”的资本闭环。

六、加快数据资产化进程，抢占数字经济发展高地
将数据资源作为新型国有资产管理的重中之重。制定地方性数据资产确认、登记、评估、入表和交易的管理办法。支持具备条件的企业或机构建设行业性、区域性数据交易平台，开展数据资产质押融资、作价入股等创新实践，将数据从资源转化为可计价、可交易、可融资的核心资产。

七、强化专业能力建设，打造复合型人才队伍
针对“四资”运营对专业能力的极高要求，大力实施“人才强企”战略。通过市场化招聘、专项培训、项目实战、外部引进等多种方式，培育和集聚一批精通资本运作、产业分析、风险管理、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建立与市场对标、与业绩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八、完善数字化风控体系，坚守运营安全底线
建设或升级“国有资本大数据监管平台”，实现对“四资”存量、流量、流向的实时动态监测。建立覆盖投资决策、运营管理、退出回收全流程的风险评估与预警机制，设置关键指标的“红黄蓝”预警线。强化对战略性投资、创新业务的风险容忍度管理和容错纠错机制建设，确保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实现高质量发展。

九、深化区域协同与跨界合作，构建开放共赢生态
打破行政壁垒和行业界限，积极推动跨区域、跨层级的国有资本协同运作。联合设立区域性协同发展基金，共同投资于重大基础设施、产业链强链补链项目。鼓励国有企业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深度合作，实现“国民共进”、优势互补，构建充满活力的产业生态圈。

十、健全长效发展机制，保障改革行稳致远
构建与“四资”运营相适应的中长期激励约束机制和可持续发展模式。完善以战略导向和价值创造为核心的国企考核评价体系，对不同类型的资本运营实施分类考核。建立稳定的资本金补充机制和收益共享机制，确保国有资本在服务战略目标的同时，实现自身的保值增值与良性循环，形成改革、发展、稳定相互促进的生动局面。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