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彩咨询 白万纲
引言:统一大市场的深层逻辑与宏大愿景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9月16日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文章强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不仅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而且是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的需要。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必须把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好,增强我们从容应对风险挑战的底气。
文章指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基本要求是“五统一、一开放”。“五统一”,就是统一市场基础制度,特别是实现产权保护、公平竞争、质量标准等制度的统一;统一市场基础设施,打通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健全现代商贸流通体系;统一政府行为尺度,地方在推动经济发展特别是招商引资时,哪些能干哪些不能干有明确规矩,不能各行其是;统一市场监管执法,明确市场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一把尺子量到底;统一要素资源市场,促进自由流动、高效配置,减少资源错配和闲置浪费。“一开放”,就是持续扩大开放,实行对内对外开放联通,不搞封闭运行。
文章指出,要聚焦重点难点,下决心清除顽瘴痼疾。第一,着力整治企业低价无序竞争乱象。“内卷”重灾区,要依法依规有效治理。更好发挥行业协会自律作用,引导企业提升产品品质。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第二,着力整治政府采购招标乱象。重点整治最低价中标、以次充好、利益勾连等突出问题。规范政府采购和招标投标,加强对中标结果的公平性审查。第三,着力整治地方招商引资乱象。要制定全国统一的地方招商引资行为清单,明确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加强招商引资信息披露。第四,着力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畅通出口转内销路径,提高国内国际标准一致性,培育一批内外贸优质企业。第五,着力补齐法规制度短板。持续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健全有利于市场统一的财税体制、统计核算制度和信用体系。第六,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完善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和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
文章强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各地区各部门要从政治和全局高度抓好落实。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政府和企业、企业和企业都要加强协调配合,形成推进合力。
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指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设施高标准联通、要素和资源市场及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监管公平统一、不当竞争和干预行为得到规范,并面向全球充分开放的现代市场体系。其建设旨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潜力、畅通国内大循环并提升国际竞争力。
核心政策与进展
主要任务与重点举措
统一市场基础制度:产权保护、准入负面清单、公平竞争审查、社会信用体系、质量标准统一。
统一市场基础设施:完善综合交通网,推进多式联运和物流、资金流、信息流“软联通”。
统一政府行为尺度:清理妨碍统一市场的规定,规范行政干预。
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统一标准与程序,跨区域协同,消除“同案不同罚”。
统一要素资源市场:建设统一电力、技术、数据、土地、资本市场,完善价格机制。
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吸引外资,优化营商环境
意义与挑战
意义: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创新活力,稳定发展预期
挑战:地方保护、市场分割、要素流动不畅、监管标准不一等问题依然存在,需长期攻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绝非简单的“打通物流”或“消除地方保护”,其本质是一场旨在重塑国家经济运行底层逻辑的深刻革命。它要解决的是中国经过数十年高速增长后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市场规模的“大”未能完全转化为市场效率的“强”。通过打破制度性壁垒,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统一大市场将释放出巨大的“规模红利”和“创新红利”,为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应对国内外复杂挑战构建最坚实的内部循环基石。
我国明确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40 年处于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迈进的关键阶段。统一大市场建设虽以2025 年建成 “健全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为近期目标(据《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 (试行)》),但其深层价值在于为后续 15-20 年的高质量发展筑基 —— 通过破除行政壁垒、优化要素配置,支撑经济从 “规模扩张” 向 “质量效益提升” 转型,最终服务于 2040 年前后 “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 的愿景。
以下,我们将从二十个维度展开这场波澜壮阔的未来设想。
第一部分:十大核心维度深度剖析
维度一:财政体系——打造中省市命运共同体
1、之前的重大痛点
税收分割与地方保护主义: 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主要税种与地方财政收入紧密挂钩,导致地方政府有强烈动机通过补贴、采购倾斜等方式保护本地企业,形成“行政区经济”,阻碍了优势企业的跨区域扩张和优胜劣汰。
事权与支出责任不匹配: 中央与地方在教育、医疗、社保等事权划分上不清,基层财政压力大,被迫依赖“土地财政”和非税收入,行为短期化。
转移支付效率偏低: 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繁多、“跑部钱进”现象存在,资金分配未必完全基于客观需求,且地方配套压力大,资金使用碎片化。
2、统一大市场带来的几大突破
深化税收制度改革: 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健全地方税体系,降低地方政府对流转税和土地财政的依赖。探索基于消费地原则的税收分享机制,即使企业总部在A地,但在B地产生的销售和利润,B地也能分享部分税收,从而激励各地争相改善营商环境而非保护本地企业。
清晰界定央地事权与支出责任: 制定全国统一的公共服务标准和支出责任清单,中央承担更多跨区域、基础性的事权,减轻地方政府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支出压力。
建立基于因素法的统一、透明转移支付体系: 大幅整合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分配公式公开透明,综合考虑人口、面积、发展水平、公共服务成本等因素,确保资金精准滴灌到最需要的地方。
3、这些突破带来的重大利好和市场机会
利好全国性龙头企业
催生专业化的区域运营服务商。
激活下沉市场投资价值。
债券市场与PPP模式创新。
4、建议做好的十个操作抓手
1)启动“税收分享2.0”试点: 在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先进地区,率先对数字经济、服务贸易等新业态试行消费地税收分享。
2)制定《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手册》: 明确各项服务的质量、数量、可及性标准,作为央地事权划分和财政投入的依据。
3)建设“国家财政大数据平台”: 实时监控各级财政收支、债务情况,为转移支付分配和风险预警提供数据支撑。
4)推动财政预算全面绩效管理: 建立“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硬约束机制。
5)发展地方政府信用评级体系: 引入第三方机构对地方政府财政健康状况进行评级,与发债成本挂钩。
6)推广“标准地+标准财政”改革: 在土地出让环节即明确未来税收和财政贡献预期,稳定投资者信心。
7)设立“统一市场发展基金”: 由中央财政主导,用于奖励在打破行政垄断、促进要素流动方面成效显著的地区。
8)优化政府采购平台: 实现全国政府采购信息的集中发布和统一认证,确保公平竞争。
9)开展财政人员全国性培训: 转变“分灶吃饭”的旧思维,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新理念。
10)强化人大对财政的监督审查: 提高财政透明度,确保资金使用符合统一大市场战略方向。
维度二:土地与房地产——打造社会资产基石
1、之前的重大痛点:
城乡土地二元分割: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难以同权同价入市,造成土地资源浪费和城乡收入差距。
建设用地指标分配僵化: 指标往往按行政区划分配,与人口流动和产业集聚趋势脱节,导致“人地钱”错配,一二线城市房价高企,三四线城市库存高筑。
房地产的金融属性过强: 过度依赖房地产刺激经济,积累了巨大的金融风险,挤压了实体经济和社会创新。
2、统一大市场带来的几大突破: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全面推开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有效实现形式,盘活农村闲置资产。
实行“人地挂钩”的动态管理机制: 建设用地指标向吸纳人口多的城市群和中心城市倾斜,增加住房有效供应,稳定房价预期。
推动房地产发展模式转型: 从“开发销售”为主转向“开发销售+租赁经营”并重,大力发展长租房市场,完善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剥离房地产的过度金融属性。
3、这些突破带来的重大利好和市场机会:
乡村振兴迎来历史机遇。
长租公寓与物业管理行业规范化、规模化发展。
城市更新与存量资产运营。
房地产科技应用普及。
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市场蓬勃发展。
4、建议做好的十个操作抓手:
1)完成全国不动产统一登记与信息平台联网: 为土地管理和房地产税改革奠定数据基石。
2)在主要城市群开展“跨区域耕地占补平衡”试点: 允许A市占用耕地的项目,在B市进行耕地补充,优化国土空间格局。
3)制定全国统一的住房租赁法规和标准: 保护租户权益,规范房东和中介行为。
4)支持地方组建“国有住房租赁平台公司”: 发挥压舱石作用,平抑租金波动。
5)加快出台房地产税立法并稳妥推进: 引导住房合理消费,为地方政府提供稳定税源。
6)推广“工改工”、“工改新”等低效产业用地再开发模式: 防止盲目“工改居”。
7)建立“全国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平台”: 使指标作为一种要素在市场上高效流转。
8)鼓励保险、养老金等长期资金投资租赁住房领域。
9)发展绿色建筑和装配式建筑,形成统一的行业标准。
10)构建覆盖新房、二手房、租赁房的全国性房价指数和监测体系: 为宏观调控提供精准依据。
维度三:基础设施建设——全国及各级区域基建形成多层次智能融合
1、之前的重大痛点:
规划衔接不畅: 不同省份、不同交通方式(铁、公、水、空)之间的规划存在壁垒,导致“断头路”、多式联运“最后一公里”不畅等问题。
标准体系不统一: 各地在智能交通、物流仓储、能源网络等领域的技术标准、数据接口不一致,形成“数据孤岛”。
投资回报周期长、融资渠道单一: 过度依赖财政投入和银行贷款,社会资本进入门槛高。
2、统一大市场带来的几大突破:
实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规划: 强化跨区域、跨方式的顶层设计,实现规划“一张图”。
推动基础设施“硬联通”与规则标准“软联通”并重: 制定全国统一的物联网、车联网、能源互联网等新基建技术标准。
创新投融资模式: 大力推广REITs、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Infrastructure REITs)、TOD(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等模式,吸引社会资本。
3、这些突破带来的重大利好和市场机会:
物流成本革命性下降。
智能交通与车路协同产业爆发。
能源互联网与分布式能源迎来春天。
数字基建运营服务商崛起。
工程咨询与项目管理高端化。
4、建议做好的十个操作抓手:
1)编制《全国基础设施编码与数据字典》: 为所有重大基础设施赋予唯一数字身份,实现全生命周期数据管理。
2)在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率先实现“交通一卡通”全网互联互通。
3)建设“国家车路协同云控平台”: 制定统一的数据开放和安全标准。
4)推动电网、油气管网等自然垄断环节的公平开放: 允许第三方主体按规则接入。
5)设立“新基建产业投资基金”: 重点投向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领域。
6)开展基础设施REITs试点扩围: 将更多类型的基础设施资产纳入。
7)推广“BIM(建筑信息模型)+GIS(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在工程全流程的应用。
8)建立跨部门的重大项目前期工作协同机制: 避免重复建设和规划冲突。
9)制定基础设施绿色低碳评价国家标准: 引导投资流向可持续领域。
10)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基础设施综合服务商集团。
维度四:贸易——一带一路融合化,全球经贸重组化
1、之前的重大痛点
监管体系“内外有别”:
标准差异: 国内市场的质量标准(国标GB)与国际标准(如ISO、UL等)或主要贸易伙伴标准存在差异,导致企业生产线需要切换,增加成本。例如,化妆品、医疗器械、食品添加剂等领域的准入标准不一。
检验检疫壁垒: 进出口商品需经过复杂的检验检疫流程,而国内流通则相对简单。这种“内外贸监管墙”使得企业难以根据市场需求灵活切换销售渠道。
税收与补贴政策: 出口退税、加工贸易政策与内销的税收政策不衔接,企业做内销面临较高的增值税和合规成本。
物流与供应链“通而不畅”:
跨境物流碎片化: 国际段、国内段物流由不同主体负责,信息不连通,全程可视化程度低,时效和成本不可控。
海外仓布局无序: 各大电商平台、物流企业自建海外仓,布局重叠且标准不一,资源利用率低,未能形成网络协同效应。
口岸效率参差不齐: 各地口岸信息化水平、通关流程、作业时间存在差异,影响了整体贸易便利化水平。
市场准入与知识产权“保护不足”:
区域自贸协定利用率低: 企业对各类自贸协定(FTA)的原产地规则、关税优惠条款了解不深,导致未能充分享受政策红利。
跨境电商知识产权纠纷频发: 跨境电商业态下,仿冒侵权问题复杂,维权成本高,挫伤了原创品牌的积极性。
服务贸易壁垒犹存: 在金融、教育、医疗、专业服务等领域,仍存在较多的外资准入限制和隐性壁垒。
2、统一大市场带来的几大突破
突破一:打造“内外贸一体化”的规则体系
推行“三同”工程: 全面扩大“同线同标同质”范围,从食品农产品扩展到日用消费品、工业品等领域,消除质量高差,让国内消费者便捷获取国际品质商品。
建设“贸易单一窗口”升级版: 整合海关、税务、外汇、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等部门的监管功能,实现企业“一次申报、一口办理”,并逐步将服务范围从口岸通关延伸到付汇、退税、信贷等全链条。
试点“内外贸监管一体化”园区: 在综合保税区等特殊监管区域内,允许货物按状态分类监管,实现“跨境电商进口货物”在完成必要程序后,便捷地转为“一般贸易进口”或进入国内市场内销。
突破二:构建“智慧高效”的全球供应链网络
布局“全球数字贸易联盟链”: 利用区块链技术,构建连接制造商、物流商、海关、银行等各方的可信数据交换网络,实现订单、物流、资金流、清关信息的实时共享与互认。
组建“国家海外仓资源协同平台”: 通过国资主导或联盟形式,在重点海外市场规划建设一批公共海外仓,提供标准化的仓储、配送、退换货、本地化营销等服务,支持中小微企业“抱团出海”。
发展“端到端”综合服务商: 培育一批能够提供国际干线运输、海外仓配、进出口通关、本地税务法务等一站式解决方案的巨型供应链管理企业。
突破三:对接“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
主动对标CPTPP、DEPA等规则: 在数据跨境流动、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国有企业竞争中性、环境保护、劳工标准等领域进行压力测试和改革探索,为更高水平开放积累经验。
深化自贸试验区(自贸港)改革: 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重点在服务业开放、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等方面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创新成果。
3、这些突破带来的重大利好和市场机会
利好一:品牌商与制造商的“全域营销”时代。
利好二:贸易服务业实现数字化重塑。
利好三:跨境电商生态的专业化升级。
利好四:服务贸易的突破性增长。
4、建议做好的十个操作抓手
1)制定《内外贸产品“三同”实施指南》: 明确适用范围、认定程序、标识使用和监管要求。
2)在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试点“跨境数据流动白名单”制度: 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便利化研发、物流等商业数据的跨境传输。
3)组建“国家跨境电商发展基金”: 重点支持海外仓网络建设、品牌培育和人才培训。
4)发布“FTA利用率提升行动计划”: 开发简便的原产地规则查询工具,组织专业机构为企业提供定制化方案。
5)建设“国际知识产权纠纷在线调解平台”: 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跨境维权渠道。
6)推动“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扩面: 与主要贸易伙伴签订本币结算协议,降低汇率风险和交易成本。
7)培育一批“重点行业国际供应链链主企业”: 给予其在海外布局、资源整合方面的政策支持。
8)举办“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展示中国从原材料到成品的完整供应链能力。
9)在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等关键物流动脉上推行“一单制”改革: 实现一份提单贯穿多种运输方式。
10)建立“贸易安全与便利化”评估指数: 定期对全国主要口岸进行排名,形成倒逼改进的机制。
维度五:自然资源——有偿共享,绿色定价
1、之前的重大痛点
产权制度“虚置模糊”:
所有者不到位: 宪法规定自然资源属国家所有(部分属集体所有),但由谁具体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不清,导致“公地悲剧”,资源被过度开发和浪费。
权能不完整: 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等权利边界不清晰,特别是其抵押、转让、租赁等权能受限,难以成为活跃的市场要素。
价格形成机制“扭曲失真”:
成本外部化: 水资源、矿产资源、土地资源的价格往往只反映开采成本,未完全覆盖环境修复成本和资源耗竭成本,鼓励了粗放利用。
市场决定价缺位: 政府定价或指导价仍占主导,无法真实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
生态补偿机制“零散乏力”:
补偿标准不科学: 多基于行政谈判而非生态产品的实际价值,补偿标准偏低。
补偿方式单一: 以纵向的财政转移支付为主,缺乏基于市场的、跨区域的横向生态补偿。
补偿范围狭窄: 主要集中在森林、流域等少数领域,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碳汇等领域的补偿机制尚未有效建立。
2、统一大市场带来的几大突破
突破一: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完成统一确权登记: 对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以及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等所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明确国土空间内各类自然资源的数量、质量、范围和权利主体。
明确所有权代理机制: 探索建立分级行使所有权的体制,由国务院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并授权特定机构负责日常管理和市场化运营。
突破二:建立“全国统一、竞价交易”的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平台
将资源使用权推向市场: 全面推进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用能权等资源环境权益的交易。新建项目的资源需求,原则上需通过交易平台从市场获取。
发展资源衍生品市场: 在现货交易基础上,探索发展期权、期货等衍生品,为市场主体提供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工具。
突破三:完善“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受益”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 基于科学的生态价值核算体系,推动下游地区与上游地区、受益地区与保护地区之间通过资金补偿、产业协作、人才支持等方式建立横向补偿关系。
发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鼓励地方探索政府购买生态产品、生态标签认证、绿色金融支持等模式,让“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金山银山”。
3、这些突破带来的重大利好和市场机会
利好一:环保产业的价值重估。
利好二:绿色金融的产品创新。
利好三:生态修复与康养产业的蓬勃发展。
利好四: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绿色通道。
4、建议做好的十个操作抓手
1)发布《全国自然资源资产权利清单》: 明确各类资源可交易的权利类型和边界。
2)组建“省级自然资源资产运营公司”: 负责辖区内水资源、矿产资源等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市场交易。
3)建设“全国统一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平台”: 制定核算标准,为补偿和交易提供定价基准。
4)在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推行“跨省界断面水质考核与补偿”机制。
5)将“环境权益抵质押贷款”纳入金融机构绩效考核体系。
6)开展“矿山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市场化运营试点: 由专业机构运作,实现保值增值。
7)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刚性约束制度。
8)推广“森林碳汇保险”、“湿地碳汇保险”等创新险种。
9)设立“国家绿色技术银行”: 促进先进环保技术的转化和推广。
10)创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认证体系,并与政府采购、税收优惠挂钩。
维度六:产业体系——结构雄浑,韧性安全”
1、之前的重大痛点
产业布局“同质化竞争”:
政策驱动而非市场驱动: 各地在招商引资中盲目追逐热点(如光伏、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给予过度补贴,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
缺乏全国一盘棋规划: 区域间产业关联度弱,未能形成基于比较优势的深度分工协作。
产业链供应链“脆弱断点”:
关键环节“卡脖子”: 部分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材料、工业软件依赖进口,存在断供风险。
“链主”企业带动作用不足: 部分龙头企业与国内上下游配套企业协同创新不够,国产替代产品缺乏应用场景和迭代机会。
要素配置“僵化低效”:
要素流动受行政阻碍: 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难以顺畅地流向效率最高的地区和产业。
产业政策“撒胡椒面”: 支持政策普惠性强,未能精准聚焦产业链的薄弱环节和关键企业。
2、统一大市场带来的几大突破
突破一:绘制“全国产业地图”,实施“功能分区”战略
明确各区域主体功能: 基于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环境承载力,确定不同区域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定位,如“先进制造枢纽”、“关键材料基地”、“研发设计中心”、“供应链组织中心”等。
建立“产业转移引导目录”: 动态发布鼓励、限制和禁止转移的产业清单,引导产业有序转移和承接。
突破二:开展“全链协同”行动,提升产业链韧性
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 聚焦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等“工业四基”,组织产学研联合攻关。
推行“链长制”与“链主制”协同: 由地方政府负责人担任“链长”,负责营商环境优化和区域协调;由龙头企业担任“链主”,负责技术路线选择和上下游资源整合。
突破三:建立“跨区域利益分享”机制,破除协同壁垒
探索“飞地经济”模式: 鼓励发达地区在欠发达地区设立“飞地园区”,GDP、税收等指标按协商比例分享。
鼓励跨区域并购重组: 消除跨地区兼并重组的政策障碍,支持优势企业整合资源,提高产业集中度。
3、这些突破带来的重大利好和市场机会
利好一:专业化产业集群的效率倍增。
利好二:开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黄金时代。
利好三:产业投资基金的精准布局。
利好四:供应链管理服务的价值凸显。
4、建议做好的十个操作抓手
1)上线运行“全国产业链图谱数字化平台”: 动态展示重点产业链的全景图和脆弱点。
2)制定并定期更新《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和国际竞争力对标指南》。
3)在国家层面设立“产业链韧性风险预警中心”: 监测全球供应链动态,发布预警信息。
4)实施“首台套、首批次”应用的强制保险和补贴政策,降低国产创新产品市场准入门槛。
5)在成渝、长江中游等地区重点推动“飞地经济”示范区建设。
6)建立“跨区域产业合作统计与税收分享试点方案”。
7)鼓励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并给予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倾斜。
8)举办“全国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对接大会”: 为“链主”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搭建合作平台。
9)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纳入地方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
10)培育一批具有全球视野的“产业组织师”和“供应链架构师”专业人才队伍
维度七:科技创新——全国科技要素大集结,聚力攻关,生态协同
1、之前的重大痛点
战略聚焦不足,“撒胡椒面”现象突出:
重复立项与低水平研究: 不同部委、不同地方的科技计划存在交叉重复,导致科研经费分散,众多科研团队在相似的低水平方向上竞争,难以形成攻关合力。
“唯论文、唯职称”导向偏差: 科研评价体系过度依赖论文发表数量和期刊等级,而非解决实际问题的价值和科技成果转化的成效,导致研究与产业需求脱节。
创新要素流动不畅,“孤岛现象”严重:
仪器设备与科学数据共享难: 高校、科研院所价值高昂的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对外开放共享程度低,利用率不高;各单位产生的科学数据被视为“私产”,形成“数据孤岛”。
人才流动存在隐性壁垒: 科研人员的跨单位、跨地域流动仍受到编制、社保、职称评定、子女教育等制度的束缚。
产学研用衔接不紧,“死亡之谷”难跨越:
实验室成果与产业化鸿沟: 大量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成果停留在论文或实验室阶段,由于中试熟化、工程化开发环节投入大、风险高,缺乏有效的转化机制,难以跨越走向市场的“死亡之谷”。
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弱: 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缺乏资金、人才和平台去承接前沿技术或进行自主研发。
2、统一大市场带来的几大突破
突破一:构建“新型举国体制”,优化科技资源配置
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实施“大科学计划”和“揭榜挂帅”: 围绕芯片、高端软件、生物育种等“卡脖子”领域,由国家层面凝练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难题,面向全国乃至全球“张榜”,不论资历、不设门槛,谁有本事谁就“挂帅”攻关。
建立“全国科技项目查重和评议机制”: 利用大数据技术,对申报项目进行查重和关联度分析,避免重复支持,确保资金投向最前沿、最紧迫的方向。
突破二:打造“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体系
实现科研设施与仪器“一网通约”: 建立覆盖全国的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在线服务平台,提供统一的预约、使用和付费结算服务,大幅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建设“国家科学数据中央数据库”: 在保障知识产权和安全的前提下,分领域、分阶段推动科学数据汇交、共享和开放,为人工智能训练和交叉学科研究提供“燃料”。
突破三:健全“产学研金服用”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
强化“中试熟化与成果转化”平台建设: 在重点区域布局一批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和产业化园区,提供技术验证、产品试制、市场评价等全方位服务。
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 鼓励发展研发外包(CRO/CDMO)、技术转移、知识产权运营、科技咨询等专业服务机构,为创新全过程提供支撑。
3、这些突破带来的重大利好和市场机会
利好一:硬科技创业的最佳窗口期。
利好二:科技服务业的专业化崛起。
利好三:企业开放式创新的便捷通道。
利好四:科技金融产品的创新迭代。
4、建议做好的十个操作抓手
1)设立“国家科技创新引导基金”: 采取母子基金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共同投向战略性前沿领域。
2)推行“科技创新券”跨区域通用通兑: 支持中小企业向外部服务机构购买研发、检验检测等服务。
3)建设若干“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 以企业法人形式组建,聚焦特定行业,攻克共性技术难题。
4)实施“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改革试点: 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成果处置权和收益权。
5)建立“全国技术交易市场联盟”: 统一交易规则、价值评估和结算体系,促进技术要素流通。
6)完善“科技特派员”制度: 鼓励科研人员深入企业一线,解决实际技术问题。
7)打造“国际科技组织集聚区”: 吸引一流国际科技组织落户,提升中国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话语权。
8)开展“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试点: 赋予科研团队更大的经费使用自主权。
9)构建“科技伦理审查结果互认机制”: 避免多机构重复审查,提高研究效率。
10)设立“国家科技创新荣誉体系”: 重奖在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作出杰出贡献的团队和个人。
维度八:城市发展——从“等级固化”到“网络协同,功能互补”
1、之前的重大痛点
资源配置的“行政等级化”:
资源向高行政等级城市过度集中: 教育、医疗、金融、土地指标等优质公共资源和要素资源主要按城市行政级别(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等)进行配置,而非按实际的人口规模和经济活力,导致“大城市病”与中小城市收缩并存。
城市间恶性竞争而非合作: 各城市为追求GDP和税收,争抢项目和投资,导致产业同构、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如过度修建机场、港口)。
人口流动的“隐性门槛”:
户籍制度及其附属福利壁垒: 尽管户籍制度改革深化,但超大特大城市落户门槛依然较高,外来人口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难以享受平等待遇,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最优配置。
都市圈内部“貌合神离”:
规划不衔接: 核心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在国土空间、产业、交通等规划上缺乏有效协同,存在“断头路”、公共服务落差大等问题。
成本与收益不匹配: 周边城市为核心城市提供了生态屏障、居住功能,但税收、GDP等收益却难以共享,缺乏协同发展的内在动力。
2、统一大市场带来的几大突破
突破一:确立“城市群-都市圈”为主体形态的发展格局
强化规划的协同性与约束力: 编制跨行政区的《都市圈发展规划》,作为指导区域内各城市发展的上位规划,确保基础设施、产业布局、生态保护等“一盘棋”。
推行“功能疏解与承接”: 推动超大特大城市中心城区非核心功能(如一般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地、部分教育医疗资源)向周边中小城市疏解,并提升承接地的综合承载能力。
突破二:推动都市圈内“同城化”发展
基础设施一体化: 打造“轨道上的都市圈”,实现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的“四网融合”和便捷换乘。
公共服务均等化: 率先在都市圈内推动社保、医保的异地结算和无缝接续,探索跨市域享受公共服务的路径。
建立成本共担与利益共享机制: 探索跨市域的GDP分计、税收分享,建立生态补偿、耕地占补平衡等横向转移支付机制。
3、这些突破带来的重大利好和市场机会
利好一:都市圈通勤与生活服务的巨大蓝海。
利好二:智慧城市建设的“系统集成”机会。
利好三:区域性开发运营的平台价值
利好四:中小城市的价值重估及再排座次。
4、建议做好的十个操作抓手
1)编制《都市圈发展规划编制导则》和《跨行政区协同发展标准合同》。
2)在都市圈内试点“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 即在A市缴纳社保的年限,可在申请B市落户时计入。
3)推动都市圈内“市民卡”一卡通享公共交通、文旅设施等公共服务。
4)建立“都市圈重大项目储备库和联合招商机制”: 共同对外推介,避免内耗。
5)探索发行“都市圈建设专项债券”: 用于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6)设立“都市圈协同发展指数”: 定期发布,引导和激励各城市行为。
7)鼓励核心城市的三甲医院、重点中小学在周边城市设立分院分校。
8)建立“都市圈应急管理和公共卫生联防联控机制”。
9)推广“飞地经济”模式,深化都市圈内产业合作。
10)培育一批懂得跨区域治理的“区域规划师”和“城市经理人”专业队伍。
维度九:招商引资——综合环境竞争,综合生态赋能”
1、之前的重大痛点
恶性竞争的“零和博弈”:
盲目优惠与资源浪费: 各地在招商中竞相给出土地低价、税收减免、资金补贴等“政策红包”,导致国家税款流失,且未必能引来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反而可能造成产能过剩。
“重引进、轻服务”: 招商时热情满满,企业落地后服务跟不上,承诺的政策难以兑现,损害政府公信力。
招商模式“粗放低效”:
“地毯式”招商效率低: 主要依靠领导带队、大规模招商会等形式,目标不精准,成本高,效果有限。
对新兴产业理解不足: 招商人员知识结构老化,对数字经济、生物科技等新兴产业的产业链构成、企业需求把握不准。
项目评估“唯GDP论”:
忽视综合效益: 过分看重项目投资额和短期内对GDP、税收的贡献,而对项目的技术含量、就业带动、环境友好度、产业协同效应评估不足。
2、统一大市场带来的几大突破
突破一:建立“招商引资负面清单”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明确招商红线: 国家层面制定禁止和限制招商的产业目录,防止高污染、高耗能、落后产能项目跨区域转移。
强化事后审查: 对地方政府出台的招商政策进行公平竞争审查,清理废除含有地方保护、指定交易、歧视性补贴等内容的政策。
突破二:推动招商模式向“产业链招商”和“生态赋能”转变
绘制“产业链招商地图”: 基于本地产业基础,精准分析产业链的缺失环节、薄弱环节和目标企业,开展“补链、强链、延链”式精准招商。
从“给优惠”到“给机会”: 重点为企业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开放的市场机会、完善的配套产业链和优质的创新环境。
突破三:打造“专业化、市场化”的招商力量
大力发展中介招商: 鼓励聘请专业的咨询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行业协会等作为招商代理,按成效支付佣金。
探索“园区运营外包”: 将产业园区的整体招商和运营委托给国内外顶尖的专业园区运营商。
3、这些突破带来的重大利好和市场机会
利好一:专业招商咨询服务业的兴起。
利好二:园区运营管理的品牌化。
利好三:数据驱动的招商科技应用。
利好四:对企业而言的公平竞技场。
4、建议做好的十个操作抓手
1)发布“全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报告”并定期排名: 形成倒逼机制。
2)建立“全国重大招商项目信息共享平台”: 防止同一项目被多地恶性争抢。
3)推广“标准地+承诺制+全代办”改革: 土地出让时明确各项控制指标,企业拿地后作出承诺即可开工,政府提供全程代办服务。
4)实施“招商专员职业化认证”制度: 提升招商队伍的专业素养。
5)鼓励设立“市场化运作的产业发展基金”: 以股权投资等方式吸引优质项目。
6)组织“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论坛”: 面向全球展示中国产业集群的优势。
7)建立“企业家评议营商环境”制度: 将评议结果与部门绩效考核挂钩。
8)打造“永不落幕的线上投资促进平台”: 实现项目对接云端化、常态化。
9)对招商引入的“专精特新”企业实施“全生命周期服务”包保制度。
10)将“单位土地面积产值”、“研发投入强度”等质量指标纳入招商考核体系。
维度十:科教文卫——从“属地分割”到“普惠共享,优质均衡”
1、之前的重大痛点
优质资源的“极端不平衡”:
“虹吸效应”明显: 顶尖的教育、医疗、文化资源高度集中于北上广深等少数超大城市,广大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资源匮乏。
数字鸿沟加剧分化: 虽然在线技术提供了普惠的可能,但偏远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终端设备和使用能力依然落后。
公共服务的“跨域流通壁垒”:
社保医保转移接续难: 虽然异地就医结算在推进,但报销比例、药品目录仍有差异;养老金等社保关系的跨省转移存在障碍。
职业资格与职称互认不畅: 教师、医生、律师等专业人才的资格认证往往局限于本省,跨区域执业需要重新考核或认证,限制了人才流动。
供给模式的“单一与僵化”:
过度依赖政府供给: 社会力量进入科教文卫领域仍面临“玻璃门”、“弹簧门”,多元化供给不足,活力未能充分激发。
事业编制体制束缚: 公立机构在用人、薪酬、管理上缺乏灵活性,难以有效激励优秀人才。
2、统一大市场带来的几大突破
突破一:推动优质资源的“集团化”与“数字化”双轮驱动
鼓励名校、名院集团化发展: 支持通过开办分校、分院、托管、合作共建等方式,将优质资源辐射到更广阔区域。
建设“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国家远程医疗平台”等: 汇聚全国顶级资源,提供标准化、高质量的线上服务,突破地理限制。
突破二:打破制度壁垒,促进人才与服务的自由流动
加快实现社保全国统筹: 这是实现公共服务待遇随人走的根本基础。
建立完善职业资格和职称的跨区域互认机制: 建立全国统一的电子证照库,实现“一地认证,全国通用”。
突破三:放宽市场准入,鼓励“社会办医”、“社会办学”
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在土地、税收、人才等方面对非营利性社会力量举办科教文卫机构给予与公办同等的政策支持。
深化事业单位改革: 推动公立医院、高校等建立更加符合市场规律的现代管理制度。
3、这些突破带来的重大利好和市场机会
利好一:在线教育与数字医疗的普惠式增长。
利好二:银发经济与康养产业的爆发。
利好三:社会力量办学的细分市场。
利好四: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4、建议做好的十个操作抓手
1)制定《全国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2)全面推进电子社保卡、电子健康卡的全国通用。
3)实施“东数西算”工程,在西部布局国家算力枢纽,为全国性数字服务平台提供支撑。
4)支持高水平医院牵头组建“跨区域医疗联合体”,实现检查结果互认、医生资源共享。
5)试点“长处方”和“互联网医院医保支付”,方便慢性病患者跨区域就医购药。
6)鼓励保险机构开发与长期护理、旅居养老相关的商业保险产品。
7)设立“社会力量举办非营利性机构引导基金”,给予启动支持。
8)建立“科教文卫领域人才共享平台”,促进专家资源柔性流动。
9)推动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组建“联盟”,实现资源互通。
10)创建“国家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常见病联防联控网络”,提升公共卫生服务效率。
第二部分:十大支撑性维度分析
维度十一:数据要素——激活沉睡资产,打造价值引擎,创新基石
1、之前的重大痛点
权属界定与权益分配“无法可依”:
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模糊: 个人、企业、平台、政府在数据产生和处理过程中各自扮演什么角色?应享有哪些权利?缺乏清晰的法律界定,导致数据不敢流通、不愿流通。
“我的数据谁做主?”: 用户个人行为数据被平台无偿或低成本收集和使用,用户自身却难以主张权利和分享收益,引发隐私担忧和社会争议。
流通利用“孤岛林立”:
部门与地区壁垒: 政府各部门(如公安、税务、社保)之间的数据不共享,形成“数据烟囱”;各地区自建大数据平台,标准不一,互不联通,难以形成全国性数据资源池。
企业间壁垒: 平台企业将数据视为核心竞争壁垒,相互封锁,“大数据杀熟”等滥用行为时有发生,阻碍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社会化配置。
安全与合规“风险高企”:
安全防护能力不均: 大量中小企业数据安全防护能力弱,易成为网络攻击的突破口,一旦泄露后果严重。
合规成本高昂: 数据跨境流动、个人信息保护等法规出台后,企业面临巨大的合规压力,在“用数”和“合规”之间艰难平衡。
2、统一大市场带来的几大突破
突破一:构建数据产权制度与合规流通体系
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三权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 淡化所有权争议,聚焦于在流通和使用中界定清晰的权利边界,为数据确权和权益分配提供理论依据。
探索“数据合规托管与评估”机制: 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对数据来源、处理过程、流通用途进行合规性审查和认证,为数据流通“背书”。
突破二:建设多层次数据交易市场体系
构建“国家级+区域性+行业性”数据交易场所网络: 国家级交易所定标准、定规则、控风险;区域性和行业性平台贴近场景,促进垂直领域数据流通。
发展数据商生态: 培育一批从事数据集成、数据清洗、数据脱敏、数据标注、数据评估的专业数据商(Data Broker),丰富数据产品供给。
突破三:推进公共数据资源有序开放与开发利用
制定《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办法》: 在保障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的前提下,通过授权特定市场主体运营公共数据,开发增值服务,实现“还数于民、还数于企”。
建设“统一规范的公共数据开放平台”: 推动政府部门和公共事业单位数据以机器可读格式开放,重点开放与经济发展、民生服务密切相关的数据集。
3、这些突破带来的重大利好和市场机会
利好一:数据要素化服务全产业链机会。
利好二: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度赋能。
利好三:人工智能产业的燃料充足。
利好四:普惠金融与信用经济的成为现实。
4、建议做好的十个操作抓手
1)出台《数据产权登记管理办法》,开展数据产权登记试点。
2)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数据交易所试点“数据要素统计核算”制度,量化数据对经济的贡献。
3)打造“中国数据资产化服务平台”,提供数据资产凭证生成、存证、评估一站式服务。
4)实施“数据经纪人”持牌经营制度,规范数据中介服务。
5)在长三角等区域率先探索“公共数据跨区域共享利用”机制。
6)设立“国家数据安全合规认证中心”,推出数据产品和安全服务认证。
7)推动开展“数据跨境流动安全评估”白名单和标准化合同试点。
8)鼓励发展“数据保险”产品,为数据泄露、数据滥用等风险提供保障。
9)在高校开设“数据要素”相关专业,培养复合型人才。
10)开展“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综合试验区建设,鼓励大胆探索。
维度十二:能源体系——多维发力,绿色转型”
1、之前的重大痛点
省间壁垒与“画地为牢”:
行政计划色彩浓厚: 发电计划、用电计划仍带有较强的行政分配属性,地方政府为保本地GDP、保就业,往往优先调度本地煤电机组,限制外来清洁电力(尤其是风电、光伏)的消纳,造成“弃风弃光”。
电网调度独立性不足: 电网企业在调度运行中需平衡多方行政诉求,难以完全遵循最优经济效率和环保原则。
价格机制“扭曲失准”:
上网电价、销售电价未能完全市场化: 电价不能真实反映电力供需状况、环保成本和输配电成本,扭曲了投资信号和用电行为。
辅助服务市场不健全: 为电力系统提供调峰、调频等辅助服务的价值没有得到合理补偿,影响了系统灵活性和对新能源的接纳能力。
能源系统“条块分割”:
“源-网-荷-储”协同不足: 发电侧、电网侧、用户侧和储能设施之间缺乏有效的互动机制,系统灵活性不足。
不同能源系统割裂: 电力、燃气、热力等系统各自为政,缺乏综合规划与协调运营,综合能效偏低。
2、统一大市场带来的几大突破
突破一: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
构建“中长期+现货+辅助服务”协同运作的电力市场: 中长期市场稳定预期,现货市场发现真实价格,辅助服务市场保障安全,三者有机衔接。
推动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准入”: 支持配电公司、售电公司、电力用户(特别是虚拟电厂、负荷聚合商)等多元主体参与市场交易。
突破二:健全“绿色电力市场”与“碳排放权市场”协同机制
全面推行绿电交易: 建立绿电消费认证体系,确保绿电的环境价值能够单独交易并被用户认可,满足企业ESG需求。
推动电-碳市场联动: 将电力消费的间接碳排放纳入全国碳市场管控范围,或实现绿电消费在碳核算中的抵扣,形成激励清洁能源的叠加效应。
突破三:培育“综合能源服务”新业态
发展“虚拟电厂”(VPP): 通过先进技术聚合分布式电源、储能设施、可控负荷(如空调、电动汽车)等资源,作为一个特殊电厂参与电网运行和电力市场交易。
推广“能源互联网”模式: 在园区、社区层面,实现电、热、冷、气等多种能源的协同供应和梯级利用,提升整体能源效率。
3、这些突破带来的重大利好和市场机会
利好一:新能源产业的确定性增长。
利好二:储能产业的爆发式机遇。
利好三:能源数字化与智能运维的广阔天地。
利好四:负荷侧灵活资源的价值变现。
4、建议做好的十个操作抓手
1)加快建设国家电力交易中心,形成权威透明的电力价格指数。
2)推行“输配电价”改革,建立“准许成本+合理收益”的透明定价机制。
3)制定《虚拟电厂并网运行与市场交易实施细则》,明确其身份和规则。
4)在工业园区、商业中心大力推广“源网荷储一体化”和“综合能源服务”项目。
5)建立“绿色电力消费认证和追溯平台”,与国际标准接轨。
6)探索建立“容量市场”或“容量补偿机制”,保障电力长期稳定供应。
7)推动电动汽车(V2G)、智能家居等柔性负荷参与系统调节。
8)加强跨省跨区输电通道建设,为全国电力资源优化配置提供物理基础。
9)设立“能源科技创新基金”,支持新型储能、氢能等关键技术攻关。
10)建立“电力市场风险监控与预警平台”,防范市场操纵和系统性风险。
维度十三:资本市场——价值发现,资产重估,多层次资本市场重组
1、之前的重大痛点
市场体系“板块联动不足”:
多层次资本市场转板机制不畅: 新三板、区域性股权市场(四板)与主板、创业板、科创板之间的联通渠道不够顺畅,优秀中小企业难以获得顺畅的上升路径。
债券市场分割: 银行间市场与交易所市场在托管、结算、监管等方面尚未完全统一,影响了债券市场的效率和深度。
发行与交易制度“尚未完全统一”:
虽然推行注册制,但不同板块的发行、上市、持续监管标准仍存在差异,增加了企业合规成本和投资者理解难度。
衍生品市场发展相对滞后,风险管理工具不足。
要素抵押登记“分散低效”:
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机构分散在不同部门(如市场监管、央行、交通、农业等),查询不便,登记效力不统一,影响了中小企业利用应收账款、存货、知识产权等动产进行融资。
2、统一大市场带来的几大突破
突破一: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 将选择权交给市场,强化信息披露,提升发行上市效率,让更多代表新经济的创新企业获得融资支持。
完善“进退有序”的市场生态: 畅通强制退市、主动退市、并购重组等多元化退出渠道,形成优胜劣汰的良性循环。
突破二:打通多层次资本市场“任督二脉”
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 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主阵地,并建立与沪深交易所的转板机制。
推动区域性股权市场改革试点: 将其定位为私募股权市场,成为培育中小微企业的“苗圃”和“土壤”。
突破三:构建“统一的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系统”
依托央行征信中心,建成覆盖全国、行业统一的动产融资登记公示系统: 实现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的统一查询、高效办理,确立登记的法律效力,助力中小企业融资。
3、这些突破带来的重大利好和市场机会
利好一:科创企业与“专精特新”企业的融资春天。
利好二:投资者的资产配置优化。
利好三:供应链金融的盘活与创新。
利好四:金融科技的深度融合。
4、建议做好的十个操作抓手
1)持续优化各板块注册制实施细则,保持监管标准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2)研究推出个股期货、期权等更多衍生品工具,丰富风险管理手段。
3)推动公募REITs市场扩围,将更多基础设施、租赁住房等资产类型纳入。
4)深化“跨境理财通”等互联互通机制,促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
5)建立“资本市场金融科技创新试点机制”(沙盒),鼓励守正创新。
6)强化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指引,引导价值投资。
7)发展“S基金”(二级市场基金),畅通私募股权基金退出渠道。
8)加强投资者教育,培育“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理性投资文化。
9)完善“证券集体诉讼制度”,强化投资者权益保护。
10)推动信用评级行业高质量发展,提升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和公信力。
维度十四:劳动力市场——自由流动,人尽其才,促进个人发展的最大化
1、之前的重大痛点
户籍制度的“隐形墙”:
公共服务与福利挂钩: 教育(特别是高考)、医疗、住房保障(如公租房)、养老等核心公共服务与户籍地强绑定,导致即便人口已实现就业流动,却难以实现举家迁徙和真正融入。
“人户分离”的治理难题: 大量流动人口在常住地无法平等享受公共服务,不仅造成个人福祉损失,也给流入地社会治理带来巨大压力。
社会保障的“转移接续难”:
养老保险统筹层次低: 虽然正在向全国统筹迈进,但 historically,养老金在跨省转移时,只能转移个人账户部分,统筹账户的大量积累留在了原工作地,对流动就业者不公。
医疗保险异地报销壁垒: 异地就医备案手续复杂,报销比例低于参保地,药品目录不一致,使得跨省养老、看病成为难题。
职业资格的“区域壁垒”:
认证标准不统一: 律师、医师、教师、建筑师等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证由各省市分别管理,跨区域执业往往需要重新考核、认证或满足额外条件,限制了高端人才的自由流动。
2、统一大市场带来的几大突破
突破一: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强化“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的落户限制,放宽300万至500万大城市落户条件。 在超大特大城市,建立以“居住证+积分”为主要路径的落户通道,并大幅提高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的权重。
推动公共资源按常住人口规模配置: 中央财政教育、医疗转移支付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激励城市政府向外来人口开放公共服务。
突破二:加速社会保障全国统筹与无障碍转移接续
实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制度规定、调度使用基金、经办管理服务,真正做到“一盘棋”。
完善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制度: 扩大覆盖范围,简化备案流程,逐步统一医保药品、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目录。
突破三:建立职业资格与职称的跨区域互认机制
制定全国统一的职业资格标准框架和认证办法: 建立专业技术人员职称信息跨地区核验平台,推行电子证书,实现“一地评审,全国通用”。
3、这些突破带来的重大利好和市场机会
利好一:人力资源服务的精细化与平台化。
利好二:面向新市民的消费与金融市场。
利好三:企业全国布局的人才可得性提升。
利好四:银发族跨区域养老。
4、建议做好的十个操作抓手
1)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确保居住证持有人享有纳入权责清单的基本公共服务。
2)建设“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实现所有业务“一网通办”。
3)在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率先实现专业技术人才职称互认。
4)推动农民工、快递小哥等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全覆盖。
5)建立“新市民金融服务监测体系”,鼓励银行保险机构开发专属产品。
6)支持城市群、都市圈内开展职业教育培训学分互认、证书互认。
7)设立“农民工综合服务中心”,提供法律咨询、职业介绍、子女助学等服务。
8)将“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效作为国家政策性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
9)探索“电子劳动合同”全国标准,实现线上签约、全网核验。
10)定期发布《全国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和薪酬指引》,引导劳动力有序流动。
维度十五:营商环境——从“行政审批”到“法治服务,生态共赢”
1、之前的重大痛点
行政审批的“流程马拉松”:
环节多、时间长、材料繁: 企业开办、项目审批、不动产登记等事项涉及部门多,前后置条件相互掣肘,部分地方存在“隐性审批”。
标准各异、自由裁量权大: 不同地区、甚至同一城市不同区的审批要求和尺度不一,给跨区域经营企业带来巨大不确定性。
市场监管的“运动式与选择性”:
“一刀切”式执法: 部分监管措施缺乏精准性,平时疏于管理,问题积累后采取“运动式”整治,影响企业正常经营。
地方保护主义干预: 在执法、司法中存在偏袒本地企业的现象,破坏公平竞争环境。
政策制定的“不透明与不稳定”:
“玻璃门”、“旋转门”: 政策看似公平,但实际操作中设置各种隐性门槛;新官不理旧账,政策连续性差,企业缺乏稳定预期。
2、统一大市场带来的几大突破
突破一:推进“放管服”改革纵深发展
全面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 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清单之外企业可依法自主决策。
深化“一网通办”、“跨省通办”: 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推动高频事项全程网办,并逐步实现跨区域办理。
推广“综合监管”、“信用监管”: 对同一企业的多个监管事项,尽可能纳入部门联合抽查范围,并依据信用等级实施差异化监管。
突破二:强化法治保障,维护公平竞争
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对各级政府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政策措施进行审查,清理和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做法。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 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健全行政执法和司法衔接机制。
突破三:建立营商环境评价与反馈长效机制
完善以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满意度为导向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 定期开展评价并公开结果,形成倒逼机制。
建立健全营商环境投诉举报和查处回应机制: 畅通企业反映问题和诉求的渠道。
3、这些突破带来的重大利好和市场机会
利好一: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革命性下降。
利好二:政务数字化服务的巨大市场。
利好三:高端法律服务与咨询业的繁荣。
利好四:营商环境评估与优化服务的专业化。
4、建议做好的十个操作抓手
1)打造“全国市场主体一码通”: 整合营业执照、经营许可、社保、税务等信息,实现企业身份全国通用。
2)推行“标准地+承诺制”改革: 在土地出让前完成区域性评估,企业拿地后作出承诺即可开工。
3)建设“惠企政策精准推送平台”: 利用大数据实现“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转变。
4)建立“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 清单之外一律不得收费。
5)实施“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覆盖、常态化。
6)设立“营商环境观察员”制度,聘请企业家和专业人士担任。
7)推动“法院破产案件审理”专业化、高效化,畅通市场主体退出渠道。
8)开展“招标投标领域专项整治”,消除各类隐性门槛和壁垒。
9)建立“政府承诺合法性审查制度和失信责任追究制度”。
10)将营商环境评价结果纳入地方党政领导干部考核指标体系。
维度十六:生态环境——系统保护,体系性治理,时代与全局性发展
1、之前的重大痛点
跨区域污染治理的“囚徒困境”:
外部性难题: 上游地区保护生态环境付出了代价,但受益的是下游地区;污染企业成本外化,收益内化,导致治理动力不足,“公地悲剧”上演。
联防联控机制薄弱: 跨省界的流域、大气污染治理中,责任划分、成本分担、赔偿标准等难以协调,容易相互推诿。
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对立观”:
将保护视为发展的负担: 部分地区认为严格环保约束会影响经济增长和招商引资,存在“偷排”或监管放松的动机。
生态产品价值“难衡量、难变现”: 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等生态产品的价值没有清晰的核算方法和实现途径,保护者难以获得合理回报。
环境治理的“碎片化”:
要素治理分割: 水、土、气、固废等环境要素由不同部门管理,缺乏协同,治理效果打折扣。
市场手段运用不足: 过度依赖行政命令,排污权、碳排放权等市场化交易机制尚不成熟。
2、统一大市场带来的几大突破
突破一:健全跨区域、跨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建立纵向与横向结合的综合补偿制度: 中央财政加大纵向转移支付力度,同时基于“谁受益、谁补偿”原则,推动受益地区与保护地区、下游地区与上游地区通过资金补偿、产业协作等方式建立横向补偿关系。
探索建立流域上下游水质“对赌”协议: 设定考核断面水质目标,达标则下游补偿上游,不达标则上游赔偿下游。
突破二: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GEP核算)机制
建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 探索将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
发展多种价值实现路径: 包括政府购买(如森林碳汇)、市场交易(如排污权)、生态标签、生态旅游等,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
突破三:构建现代环境治理市场体系
培育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主体: 鼓励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环境治理。
规范开放环境治理市场: 破除地域、行业壁垒,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
3、这些突破带来的重大利好和市场机会
利好一:环保产业的提质增效。
利好二:绿色金融的产品创新与规模扩张。
利好三:“生态+”产业的融合发展。
利好四:碳资产管理服务的新兴赛道。
4、建议做好的十个操作抓手
1)在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推行跨省生态补偿试点,形成可复制的方案。
2)制定《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规范》国家标准,指导地方开展GEP核算。
3)建设“全国统一的排污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实现互联互通。
4)推广“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将环境治理与关联产业开发一体化实施。
5)建立“企业环境信用评价体系”,评价结果与信贷、采购等挂钩。
6)设立“国家绿色发展基金”,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保领域。
7)推动“无废城市”建设,构建固体废物循环利用体系。
8)开展“重点行业企业环保领跑者”制度,树立绿色标杆。
9)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提高违法成本。
10)构建“天地一体”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实现精准监管。
维度十七:农业农村——从“小散弱”到“集约高效,城乡融合”
1、之前的重大痛点
土地经营的“细碎化”:
户均规模小,地块分散: 制约了农业机械化、标准化和现代化发展,生产成本高,竞争力弱。
土地流转机制不健全: 信息不对称、流转合同不规范、纠纷调解机制不完善,影响了流转意愿和稳定性。
农产品流通的“高损耗低效率”:
“最先一公里”设施短板: 农产品产地预冷、冷藏保鲜、分级包装等设施不足,导致产后损耗率高。
产销信息不对称: 农民“种什么、卖到哪里”主要凭经验,容易陷入“谷贱伤农”的周期性波动。
城乡要素流动的“单向性”:
人才、资金、技术主要由农村流向城市: 导致农村“失血”、“空心化”问题严重,内生发展动力不足。
农村资产“沉睡”: 宅基地、农房等资产无法有效盘活,难以转化为发展资本。
2、统一大市场带来的几大突破
突破一: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完善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 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鼓励通过土地股份合作、托管、流转等多种方式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 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盘活闲置宅基地和农房。
突破二:构建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
加强农产品产地冷链物流设施建设: 支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建设产地仓储保鲜设施。
发展“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 建设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培育农产品电商品牌,拓展线上销售渠道。
突破三:促进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
引导城市人才、资金、技术入乡: 鼓励高校毕业生、科技人员、企业家等返乡入乡创业创新。
建立工商资本入乡促进机制: 既鼓励其投资适合产业化、规模化经营的农业领域,也要设置必要的“防火墙”,防止侵害农民利益。
3、这些突破带来的重大利好和市场机会
利好一:现代农业服务的规模化需求。
利好二:农产品品牌化与精深加工的价值提升。
利好三:乡村新业态的多元发展。
利好四:数字农业的落地应用。
4、建议做好的十个操作抓手
1)建设“全国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信息平台”,促进信息联通和规范交易。
2)实施“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工程”,补齐产地冷链短板。
3)开展“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增强其服务带动能力。
4)推广“农业保险+期货”模式,稳定农民收入预期。
5.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工程”,推动千兆光网、5G向乡村延伸。
6)制定《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指引》,规范发展乡村民宿等新业态。
7)设立“乡村产业振兴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投入乡村优势特色产业。
8)培育“乡村CEO”等专业管理人才,提升乡村经营水平。
9)举办“全国农民丰收节”等产销对接活动,打造农产品品牌。
10)建立健全“乡村振兴重点项目库”,加强要素保障。
维度十八:社会治理——协同共治,智慧精准,社会革命,社会活力
1、之前的重大痛点
基层治理的“小马拉大车”:
权责倒挂,资源匮乏: 乡镇(街道)、村(社区)等基层组织承担了大量上级下达的管理和服务任务,但缺乏相应的事权、财权和人力资源,导致治理效能低下,形式主义滋生。
“数据孤岛”制约协同: 公安、城管、民政、卫健等各部门数据系统互不联通,基层工作人员需要在不同平台重复录入信息,遇到跨部门事件时协调困难,反应迟缓。
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的“碎片化”:
预警响应联动不足: 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的监测预警、信息共享、应急指挥、物资调配等环节存在部门壁垒和区域分割,影响响应速度和处置效果。
社会矛盾化解渠道单一: 主要依赖行政调解和司法诉讼,人民调解、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等多元化解机制发展不充分,大量纠纷沉淀在基层。
社会参与渠道的“不畅通”:
社会组织、企业、公众参与治理的机制不健全、平台不完善,其智慧和力量未被充分动员,政府“单打独斗”现象普遍。
2、统一大市场带来的几大突破
突破一:构建“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
推动治理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制定县乡两级主体责任清单,赋予基层更多自主权,并匹配相应资源。整合党建、综治、城管、市监等各类网格,实现“多网合一”。
建设“基层治理数据库”: 在保障安全和隐私前提下,推动各部门业务数据向基层有序共享,为精准施策提供支撑。
突破二:健全“平战结合、跨区域联动”的应急管理体系
建设“国家应急指挥大脑”: 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实现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的协同指挥。
建立“应急物资和生产能力储备区域联动机制”: 优化重要应急物资产能保障和区域布局,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
突破三: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制
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导其参与公共服务、化解社会矛盾。
搭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公众参与平台”: 如社区议事厅、网络问政等,畅通民意表达渠道。
3、这些突破带来的重大利好和市场机会
利好一:城市运营与公共安全科技的蓝海市场。
利好二:社会工作与公益慈善的专业化发展。
利好三:物业服务与社区商业的价值重估。
利好四: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产业的刚性需求。
4、建议做好的十个操作抓手
1)制定《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明确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清单和标准。
2)建设“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并延伸至村(社区),实现“一网通办”。
3)推广“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破解基层执法难题。
4)建立“社会风险预警与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信息化平台”。
5)在城市群、都市圈内建立“跨区域应急管理协同联动协议”。
6)全面推行“全科网格员”制度,实现一员多能。
7)发展“互联网+群防群治”,鼓励群众通过App上报隐患、参与治理。
8)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和标准合同范本”,规范采购行为。
9)开展“未来社区”试点,探索智慧化、人本化的治理新模式。
10)建立健全“社会治理效能评估指标体系”,引导各地创新实践。
维度十九:对外开放——制度型开放,全球枢纽,全球经贸重组引擎
1、之前的重大痛点
“边境上”开放与“边境后”改革不协调:
关税壁垒降低,但准入门槛犹存: 虽然在货物贸易领域关税水平已大幅降低,但在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仍存在较多的外资准入限制(“负面清单”之外的限制)、资质要求、股比限制等“玻璃门”。
规则标准对接不足: 国内的市场监管、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竞争政策等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如CPTPP、DEPA)仍存在差距。
对外开放的“区域不平衡”:
优惠政策集中于自贸试验区等特定区域: 导致“盆景效应”,开放红利未能普惠地覆盖全国,内外资企业在全国范围内仍面临不完全一致的竞争环境。
“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服务支撑体系不完善:
外资企业面临“水土不服”: 对国内法律法规、市场环境、商业文化不了解,需要专业的法律、会计、咨询等服务业支持。
中资企业“走出去”风险高: 对东道国政治、法律、文化风险研判不足,缺乏有效的海外权益保护、融资保险、纠纷解决等综合服务。
2、统一大市场带来的几大突破
突破一:稳步推动“制度型开放”
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 在自贸试验区(港)率先试点扩大服务业开放、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参与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等压力测试。
实施“全国版和自贸试验区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持续缩减清单条目,实现“非禁即入”。
突破二: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吸引全球要素”
通过建设统一大市场,形成更具吸引力的超大规模市场: 让中国不仅成为“世界工厂”,更成为“世界市场”,以此为基础增强在全球经贸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CIIE)、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CIFTIS)等高水平展会: 主动扩大进口,满足国内消费升级需求,让世界分享中国机遇。
突破三:优化“一带一路”合作的软硬联通
推动规则标准“软联通”: 在基础设施联通基础上,加强与共建国家在标准、认证、检验检疫等方面的对接互认。
完善“走出去”综合服务网络: 建设“一带一路”综合服务平台,提供政策咨询、项目对接、风险预警、融资支持、纠纷调解等一站式服务。
3、这些突破带来的重大利好和市场机会
利好一:高端现代服务业的扩大开放。
利好二:跨境电商与数字贸易的深度融合。
利好三:中企全球化运营的系统支撑。
利好四:进口商品与消费的提质扩容。
4、建议做好的十个操作抓手
1)在海南自由贸易港、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等进行更大程度压力测试。
2)全面保障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确保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标准制定。
3)建设“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升级版,推动与主要贸易伙伴“单一窗口”互联互通。
4)发展“离岸贸易”,建设新型国际贸易示范区。
5)优化“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
6)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本土跨国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
7)建立“一带一路”项目ESG投资指引,推动绿色、可持续投资。
8)完善“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网络,保护中国企业权益。
9)举办“中国—跨国公司领导人峰会”,建立常态化交流机制。
10)建立“对外开放风险监测与预警体系”,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
维度二十:国家安全——主动谋划,体系化保障,实现总体安全
1、之前的重大痛点
关键产业链供应链的“脆弱性”:
“卡脖子”风险: 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材料、高端芯片、工业软件等领域对外依存度高,存在断供风险,影响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
产业链外迁压力: 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部分产业向海外转移,可能带来产业空心化风险。
粮食、能源等初级产品的“安全短板”:
粮食结构性矛盾: 大豆、玉米等饲料粮进口依存度高,耕地资源紧张,种业核心技术有待突破。
能源对外依存度持续攀升: 石油、天然气进口渠道和运输路线相对集中,存在地缘政治风险。
金融与数据领域的“新型风险”:
金融风险跨市场、跨区域传导: 地方债务、房地产、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点相互关联,处置不当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数据安全与网络安全威胁加剧: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面临网络攻击威胁,大规模数据泄露事件频发。
2、统一大市场带来的几大突破
突破一: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现代产业链供应链
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 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核心技术,补齐基础软硬件、基础零部件等短板。
绘制“全国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图谱”: 动态监测风险,建立预警机制,布局备份系统,增强韧性。
突破二:筑牢“粮食、能源、金融”等重大安全底线
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坚守耕地红线,加强种业振兴,健全农产品储备和调控体系。
推动能源供应多元化: 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加强油气储备能力建设,构建现代能源体系。
健全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和风险处置机制: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突破三: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完善“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 强化国家安全工作协调机制。
加强国家安全法治建设: 出台和实施数据安全法、网络安全法、生物安全法等相关法律。
3、这些突破带来的重大利好和市场机会
利好一:科技自立自强相关产业的战略机遇。
利好二:能源安全与绿色转型的双轮驱动。
利好三:应急与安全产业的刚性增长。
利好四:现代农业与食品科技的基础地位提升。
4、建议做好的十个操作抓手
1)制定并动态更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清单》,实施“揭榜挂帅”机制。
2)建设“国家产业链供应链风险预警平台”,实现实时监测和智能预警。
3)实施“优质粮食工程”,强化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
4)布局建设“国家级能源储备基地”,健全储备体系。
5)建立“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平台”,加强对跨市场、跨行业风险的分析。
6)推动“信创”(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生态建设,扩大应用场景。
7)开展“重点行业供应链安全评估”,引导企业建立多元化供应渠道。
8)加强“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提高全民国家安全意识。
9)建立“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推动军民科技资源共建共享。
10)参与和引领全球安全治理规则制定,维护共同安全。
总结: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范式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是一个宏大而深刻的系统工程。我们共同构建的这二十个维度的蓝图,清晰地表明这绝非一次简单的政策调整,而是一场关乎中国经济发展底层逻辑的革命性重塑。
从“量”到“质”: 它标志着中国从追求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转向追求发展质量的系统性提升。
从“分”到“合”: 它致力于打破一切有形的和无形的壁垒,让生产要素在更广阔的时空范围内实现最优配置,释放被压抑的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
从“外”到“内”: 它旨在激发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巨大潜力,构建以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的稳健经济结构,同时以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链接全球。
这场变革将为政府、企业、个人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政府需要转变为服务型、法治型政府;企业需要重新定位自己在全国乃至全球产业链中的新坐标;个人则将迎来更广阔的就业选择、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和更自由的生活空间。
最终,一个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将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经济基础,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为世界经济注入强大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