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彩咨询 白万纲

新年伊始，陕西、甘肃两省相继召开高规格的打造强省专题会议，将区域发展的顶层设计推向了新的高潮。

作为长期深耕西部大开发与陕甘区域经济研究的学者，当我翻阅两省的会议文件与媒体报道，看到强省会依然是高频热词，看到兰州连续第三年将强省会定为新春第一会的主题，看到西安首位度已达 38% 却仍有声音呼吁进一步集中资源时，我感到既理解又担忧。

理解，是因为在西部内陆省份，强省会曾是特定发展阶段下，集中有限资源、打造区域增长极、参与全国竞争的现实选择。

担忧，是因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强省会的上半场是集聚，下半场必须是辐射；若一味执迷于省会首位度的数字竞赛，终将陷入虹吸大于辐射的发展陷阱，反而稀释了强省建设的根基。

我并非要否定省会的核心地位，而是要重新定义强省会的内涵 ——真正的强省会，不是一城独大的体量，而是一核引领、全域协同的能力。

 强省之强，不在省会之大，而在都市圈之活，在于形成以省会都市圈为核心引擎，带动省域经济多点开花、梯度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接下来，我将从历史演进与现实困境、多维对比与数据实证、核心结论与行动建议三个维度，结合陕西、甘肃的实践，对标全国先进省份，进行振聋发聩的深度剖析，为陕甘乃至西部省份的强省建设提供一份不一样的战略思考。

历史演进与现实困境：陕甘强省会战略的十年复盘与五大悖论

一、十年演进：从培育增长极到首位度竞赛的路径依赖

过去十年（2015-2025），是西部省份全面实施强省会战略的十年。陕西与甘肃，作为西部大开发的核心腹地，其发展轨迹具有鲜明的代表性。

（一）陕西：双核雏形下的西安依赖症

陕西的强省会之路，始于大西安战略的提出。2017 年，西咸新区正式划归西安代管，标志着西安进入扩容提质的快车道。

十年间，西安 GDP 从 2015 年的 5800 亿元跃升至 2025 年的 13902.67 亿元，成功重回全国前 20 强，经济首位度从 32% 攀升至 38.04%，成为西北地区唯一的 “万亿俱乐部” 城市。

在西安的带动下，陕西形成了西安 + 榆林的双核格局，2025 年两市合计贡献全省近 60% 的 GDP。

然而，这种双核并未改变陕西经济的西安依赖症。

除西安、榆林外，陕西第三城咸阳的 GDP 仅为 3100 亿元，与西安差距达 4.5 倍；宝鸡、渭南虽稳居 2000 亿元阵营，但产业层级与西安存在明显断层。

十年间，陕南三市（汉中、安康、商洛）虽依托生态优势实现增速提升，但经济总量始终未能突破 3000 亿元，与关中地区的发展差距并未实质性缩小。

（二）甘肃：弱省会焦虑下的孤注一掷

与陕西不同，甘肃的强省会战略，始于一场弱省会 的焦虑。作为西北工业重镇，兰州曾位列全国城市前 20 强，但在市场经济浪潮中逐渐掉队，GDP 排名一度滑落至 90 名开外。

2023 年起，兰州连续三年将强省会定为新春第一会的主题，甘肃省委、省政府更是出台 132 项措施、99 条政策，推动 56 个强省会项目落地，总投资近 1900 亿元。

这场孤注一掷的努力，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兰州 GDP 增速从 2022 年的 0.8% 回升至 2025 年的 5.5%，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 5.2% 提升至 27.7%。

但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兰州的首位度不升反降—— 从 2022 年的 31.55% 降至 2025 年的 28.5%，距离 2027 年 35% 的目标仍有较大差距。

更值得警惕的是，甘肃全省 GDP 总量不足 1.4 万亿元，甚至低于西安一座城市的经济规模，这种省不如市的尴尬，凸显了甘肃强省会战略的孤掌难鸣。

（三）共性特征：资源集聚的路径依赖

梳理陕甘两省十年强省会历程，不难发现三个共性特征：

1.资源倾斜的马太效应：省级财政资金、重大项目、科研资源、政策红利持续向西安、兰州集聚。

例如，兰州高新区、兰州新区享受了全省近40% 的产业扶持资金；西安则集中了陕西省 90% 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和高校资源。

2.行政区划的扩容思维：以西安代管西咸新区、兰州扩容兰州新区为代表，试图通过摊大饼的方式扩大省会体量，而非通过产业协同带动周边发展。

3.首位度的数字崇拜：将省会GDP占全省比重作为衡量强省会成效的核心指标，陷入了首位度越高，强省建设成效越好的认知误区。

二、现实困境：陕甘强省会战略的五大悖论

十年实践，陕甘两省的强省会战略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积累了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形成了五大难以破解的悖论，这些悖论正是制约两省强省建设的核心瓶颈。

悖论一：首位度提升与辐射能力不足的虹吸悖论

核心表现：省会首位度越高，对周边地区的虹吸效应越强，辐射带动能力反而越弱。

陕西案例：西咸新区划归西安后，咸阳失去了最重要的经济增长极，GDP 增速连续三年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产业空心化现象初显。

西安的人才、资本、技术集聚效应，使得咸阳、渭南的优质企业纷纷将总部迁至西安，形成总部在西安、生产在周边的被动格局，而非协同发展的主动布局。

甘肃案例：兰州集中全省资源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但周边的白银、定西却未能形成配套产业集群。

白银作为老牌工业城市，面临资源枯竭的困境，却无法承接兰州的产业外溢；定西作为中国药都，与兰州的生物医药产业缺乏有效联动，反而陷入同质化竞争。

数据佐证：2020-2025 年，西安都市圈（四市一区）的经济总量占全省比重从 42% 升至 46.9%，但都市圈内除西安外，其他城市的 GDP 增速均低于西安，且差距逐年扩大；兰州经济圈（兰白定临）的经济总量占全省比重仅为 45%，未达到十四五规划50%的目标，辐射能力远低于预期。

悖论二：省会产业升级与周边产业断层的协同悖论

核心表现：省会加快向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转型，而周边地区仍停留在传统农业、资源型工业阶段，形成产业断层，无法承接省会的产业外溢。

陕西案例：西安已形成光子、氢能、新能源汽车等20 余个未来产业创新集聚区，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突破 1.2 万家；而周边的铜川、渭南仍以煤炭、建材、传统农业为主，产业层级相差 3-5 年。西安高新区的华为、三星等企业，其配套环节主要布局在江苏、广东，而非咸阳、渭南，根源在于周边地区的产业配套能力不足。

甘肃案例：兰州的3+2现代化产业体系（生物医药、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 + 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初具规模，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提升至 11.5%；但白银的有色金属冶炼、定西的马铃薯种植、临夏的民族手工业，与兰州的新兴产业缺乏关联性，无法形成产业链协同。

全国对比：与成都都市圈相比，差距尤为明显。成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向德阳、眉山疏解，形成成都研发 + 德阳制造 + 眉山配套的完整产业链；而西安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比亚迪），其配套企业主要集中在西安本地，咸阳、渭南仅承担简单的组装环节，产业附加值极低。

悖论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行政壁垒的融合悖论

核心表现：交通、通讯等硬基础设施实现了互联互通，但行政、市场等软壁垒依然存在，制约了要素的自由流动。

陕西案例：西安都市圈已形成1 小时通勤圈，地铁 1 号线三期通车后，咸阳成为西部地区首个通地铁的非省会城市；但在市场准入、资质互认、税收分成等方面，西安与咸阳、渭南仍存在明显的行政壁垒。

例如，西安的医疗专科联盟已覆盖咸阳，但医保异地结算仍存在流程繁琐、报销比例低等问题。

甘肃案例：兰州至白银的高铁仅需20 分钟，兰州至定西的高速仅需 1 小时，但兰白一体化进展缓慢。

白银的工业产品进入兰州市场，仍需经过繁琐的质检流程；兰州的科技成果在定西转化，面临土地、税收等政策不统一的问题。

数据佐证：2025 年，西安都市圈的跨市通办事项仅为 38 项，远低于成都都市圈的 120 项；兰州经济圈尚未实现医保异地即时结算，人才跨市流动的社保转移手续仍需 15 个工作日以上。

悖论四：县域经济薄弱与省会首位度偏高的根基悖论

核心表现：省会首位度越高，县域经济越薄弱，省域经济的底盘越不稳定。

陕西案例：2024 年，陕西县域经济总量达 1.68 万亿元，均值突破 200 亿元，但与江苏、浙江的县域经济相比，差距悬殊。

江苏的昆山、江阴等百强县，GDP 均突破 5000 亿元，而陕西排名第一的神木市，GDP 仅为 2200 亿元。

陕西的县域经济高度依赖资源型产业（如神木的煤炭、府谷的金属镁），缺乏新兴产业支撑，且与西安的都市圈产业缺乏联动。

甘肃案例：甘肃的县域经济更为薄弱，2024 年，全省 86 个县域中，GDP 超 100 亿元的仅为 40 个，超 200 亿元的不足 10 个。

除玉门、瓜州等少数县域依托新能源产业实现突破外，大多数县域仍以传统农业为主，财政自给率不足 30%。

兰州的首位度虽低于西安，但县域经济的薄弱，使得甘肃缺乏支撑强省建设的中间力量。

全国规律：从全国来看，强省建设的根基在于县域经济的繁荣。江苏、浙江、广东等经济强省，均形成了强省会 + 强县域的发展格局。

江苏的南京首位度仅为 13.5%，但全省有 25 个百强县，数量全国第一；而陕西、甘肃的百强县数量分别仅为 5 个、2 个，且均为资源型县域，缺乏可持续性。

悖论五：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悖论

核心表现：省会都市圈的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存在矛盾，且这种矛盾通过虹吸效应传导至周边地区，加剧了区域生态压力。

陕西案例：西安都市圈的工业集聚，导致渭河关中段的生态治理压力增大；而陕南三市作为南水北调的水源涵养区，面临发展受限、保护有责的困境，无法承接西安的产业转移，只能发展生态农业、文旅产业，经济发展速度缓慢。

甘肃案例：兰州地处黄河上游，两山夹一河的地理格局使得生态环境脆弱。兰州的石化产业（西固区千亿级石化产业集群）虽贡献了大量 GDP，但也带来了一定的环境压力。

周边的白银、定西为了承接兰州的产业转移，放松了生态环保要求，导致黄河支流的污染问题时有发生。

数据警示：2025 年，兰州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 312 天，虽创历史新高，但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渭河西安段的水质虽达到 Ⅳ 类，但总氮、总磷等指标仍存在超标现象。

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成为陕甘省会都市圈建设的重要挑战。

三、根源剖析：为何强省会难以支撑强省？

陕甘两省强省会战略陷入五大悖论，其根源并非战略本身的错误，而是发展理念、发展阶段、发展模式的三重偏差。

1.发展理念的偏差：从增长极理论到首位度崇拜的异化

增长极理论的核心是通过培育核心增长极，带动周边地区发展，但陕甘两省在实践中，将增长极理论异化为首位度崇拜，将省会做大等同于增长极形成。

事实上，增长极的本质是辐射能力，而非体量大小。西安、兰州的体量虽已具备增长极的雏形，但由于缺乏有效的辐射机制，未能转化为带动全省发展的动力源。

2.发展阶段的偏差：集聚阶段向辐射阶段的转型滞后

区域经济发展分为集聚阶段和辐射阶段。在集聚阶段，资源向核心城市集中，首位度提升是必然趋势；但当核心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进入辐射阶段，通过产业外溢、要素流动带动周边发展。

目前，西安已进入集聚与辐射并存的阶段，兰州仍处于集聚阶段的后期，但两省均未及时调整战略，依然沿用集聚阶段的资源倾斜模式，导致虹吸效应持续加剧。

3.发展模式的偏差：行政主导替代市场驱动的路径依赖

陕甘两省的强省会战略，具有鲜明的行政主导特征。省级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将资源向省会集中，而非通过市场机制引导要素自由流动。

这种模式在集聚阶段能够快速见效，但在辐射阶段，会因行政壁垒制约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导致产业协同不畅、要素流动受阻。

相比之下，成都、杭州等城市的都市圈建设，更多依靠市场机制，通过产业链协同、利益共享机制，实现了省会引领、全域协同的发展格局。

多维对比与数据实证：省会都市圈是强省建设的核心引擎

为了更深刻地论证打造高活力省会都市圈是强省建设的关键这一核心观点，本部分将从全国视野、区域对比、产业协同、民生福祉四个维度，结合最新的事实与数据，进行跨省份、跨区域的深度对比分析，揭示省会都市圈与强省建设的内在逻辑。

一、全国视野：首位度与强省建设的倒 U 型关系

通过对全国31 个省份的省会首位度与省域经济实力（GDP 总量、人均 GDP、百强县数量）进行相关性分析，我们发现了一个重要规律：省会首位度与省域经济实力呈倒 U 型关系。

（一）倒 U 型曲线的核心特征

1.上升阶段（首位度10%-25%）：省会首位度提升，能够有效集聚资源，培育核心增长极，带动省域经济实力提升。

这一阶段，以江苏、浙江、广东等东部经济强省为代表。例如，广州的首位度为21.97%，杭州的首位度为 24.25%，南京的首位度为13.50%，这些省份的省会首位度适中，同时拥有强大的县域经济和都市圈经济，省域经济实力位居全国前列。

2.峰值阶段（首位度25%-35%）：省会首位度达到峰值，辐射能力与虹吸能力达到平衡，省域经济实力达到最优。

这一阶段，以湖北、四川、河南等中西部省份为代表。例如，武汉的首位度为35.34%，成都的首位度为 36.60%，郑州的首位度为22.88%，这些省份的省会都市圈已形成较强的协同效应，带动省域经济快速发展。

3.下降阶段（首位度> 35%）：省会首位度超过35% 后，虹吸效应大于辐射效应，县域经济萎缩，省域经济实力增长放缓。

这一阶段，以青海、宁夏、陕西等西部省份为代表。例如，西宁的首位度为 46.45%，银川的首位度为 53.25%，西安的首位度为38.04%，这些省份的省会一城独大，但省域经济实力较弱，百强县数量稀少，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

（二）陕甘的位置：处于倒 U 型曲线的下降区间

从数据来看，陕西的西安首位度为38.04%，已超过 35% 的峰值线，进入下降区间；甘肃的兰州首位度为 28.5%，虽处于峰值区间，但由于省域经济总量过小，辐射能力不足，实际效果仍未达到最优。

数据佐证：2025 年，江苏的 GDP 总量为 13.7 万亿元，人均 GDP 为 18 万元，百强县数量为 25 个；而陕西的 GDP 总量为 3.6 万亿元，人均 GDP 为 9.27 万元，百强县数量为 5 个；甘肃的 GDP 总量为 1.4 万亿元，人均 GDP 为 6.5 万元，百强县数量为 2 个。

尽管西安的首位度远高于南京，但陕西的省域经济实力仅为江苏的 26%；尽管兰州的首位度高于广州，但甘肃的省域经济实力仅为广东的 5%。

这一数据充分说明：过度追求省会首位度，并非强省建设的有效路径。 强省建设的关键，不在于省会的一城独大，而在于构建以省会都市圈为核心，带动县域经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全链条增长体系。

二、区域对比：四大都市圈的陕甘镜鉴

为了给陕甘两省的省会都市圈建设提供借鉴，我们选取了成都都市圈（中西部标杆）、杭州都市圈（东部标杆）、武汉都市圈（中部标杆）、兰州经济圈（陕甘样本） 四个典型案例，从经济规模、产业协同、基础设施、民生共享四个维度进行深度对比分析。

（一）经济规模：都市圈的体量优势决定省域经济的天花板

核心结论：

1.都市圈是省域经济的压舱石：成都、杭州、武汉三大都市圈的GDP 占全省比重均超过 58%，成为省域经济的核心引擎；而西安都市圈的占比为 46.9%，兰州经济圈的占比为 45%，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2.陕甘都市圈的体量差距显著：成都都市圈的GDP 总量是西安都市圈的 1.8 倍，是兰州经济圈的 4.8 倍；杭州都市圈的人均 GDP 是西安都市圈的 1.5 倍，是兰州经济圈的 2.2 倍。这种差距，直接决定了陕甘两省与东部、中部强省的经济实力差距。

3.兰州经济圈的规模不足制约辐射能力：兰州经济圈的GDP 总量仅为 6300 亿元，甚至低于成都都市圈的眉山市（2008.72 亿元），这样的体量，难以承担带动甘肃全省发展的核心引擎作用。

（二）产业协同：分工明确是都市圈活力的核心标志

产业协同是都市圈建设的核心，也是衡量都市圈活力的重要指标。通过对比四大都市圈的产业协同模式，我们发现了明显的差异。

1.成都都市圈：研发 + 制造 + 配套的全链条分工

o核心城市（成都）：聚焦研发设计、品牌营销、总部经济，发展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高端产业。2025 年，成都的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 181.0%，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增长 33.9%。

o周边城市（德阳、眉山、资阳）：承接成都的产业外溢，形成差异化分工。德阳聚焦装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44.9%；眉山聚焦锂电、液晶显示模组，增速分别为 31.1%、20.6%；资阳聚焦口腔医疗、电子信息，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增长 63.3%。

o协同成效：形成了成都研发 + 德阳制造 + 眉山配套 + 资阳服务的完整产业链，9 条重点产业链迈上万亿元台阶。

2.杭州都市圈：数字经济 + 特色产业的集群分工

o核心城市（杭州）：聚焦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云计算，成为全国数字经济中心。2025 年，杭州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42%。

o周边城市（嘉兴、湖州、绍兴）：依托杭州的数字经济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嘉兴聚焦光伏产业，成为全国光伏产业基地；湖州聚焦绿色家居、生态农业；绍兴聚焦纺织印染、高端装备制造。

o协同成效：形成了数字经济引领、特色产业支撑的产业格局，都市圈内的产业配套率达 85% 以上。

3.武汉都市圈：光芯屏端网 + 汽车制造的链式分工

o核心城市（武汉）：聚焦光芯屏端网万亿级产业集群和新能源汽车产业，成为中部地区的产业创新中心。

o周边城市（鄂州、孝感、咸宁）：承接武汉的产业转移，形成链式配套。鄂州聚焦航空物流，孝感聚焦汽车零部件，咸宁聚焦电子信息。

o协同成效：都市圈内的汽车零部件配套率达90% 以上，光芯屏端网产业集群的产值突破 1.2 万亿元。

4.西安都市圈：总部 + 生产的被动分工

o核心城市（西安）：聚焦研发设计、总部经济，发展光子、氢能、新能源汽车等产业。

o周边城市（咸阳、渭南、铜川）：主要承担生产制造环节，且多为简单组装，产业附加值低。例如，咸阳承接西安的电子信息产业，主要从事芯片测试、封装等低端环节；渭南承接西安的农产品加工，缺乏品牌化运营。

o协同困境：产业配套率仅为55%，远低于成都、杭州的 85% 以上；周边城市与西安的产业断层明显，未能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5.兰州经济圈：产业孤岛的无序竞争

o核心城市（兰州）：聚焦生物医药、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

o周边城市（白银、定西、临夏）：产业与兰州缺乏关联，白银发展有色金属冶炼，定西发展马铃薯种植，临夏发展民族手工业，形成产业孤岛。

o协同困境：产业配套率不足30%，兰州的科技成果在周边城市的转化率低于 15%，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都市圈融合的前提条件

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都市圈要素自由流动的基础。四大都市圈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呈现出明显的梯度差异。

核心结论：

1.陕甘都市圈的硬联通不足：西安都市圈仅有1 条跨市地铁，兰州经济圈尚无跨市地铁；高速公路密度仅为成都都市圈的 76%、60%；航空枢纽的通达性远低于东部、中部都市圈。

2.陕甘都市圈的软联通滞后：西安都市圈的跨市通办事项仅为成都都市圈的 32%，兰州经济圈仅为成都都市圈的 12.5%。行政壁垒的存在，严重制约了要素的自由流动。

（四）民生共享：公共服务均等化是都市圈的民生底色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都市圈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关键。四大都市圈的民生共享水平，差异显著。

1.成都都市圈：实现了医保异地即时结算、社保无缝转移、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成德眉资四市的中小学实现跨市招生，优质医疗资源实现远程会诊全覆盖。

2.杭州都市圈：推出了都市圈一卡通，实现了公交、地铁、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服务的一卡通用。医保异地结算的报销比例与本地一致，达 85% 以上。

3.武汉都市圈：组建了20 个医疗专科联盟，覆盖都市圈所有县级医院；实现了养老保险省级统筹，跨市就业的社保转移手续实现即时办结。

4.西安都市圈：组建了25 个医疗专科联盟，覆盖周边城市，但医保异地结算的报销比例比本地低 10%-15%；教育资源共建共享不足，咸阳的学校与西安名校结对合作的仅为 40 所。

5.兰州经济圈：医疗专科联盟尚未覆盖白银、定西、临夏的所有县级医院；医保异地结算仍需手工报销，周期长达1 个月；教育资源差距明显，兰州的优质中小学在周边城市的分校数量为零。

三、产业协同：百强县的都市圈联动经验

县域经济是强省建设的底盘，而百强县的发展，离不开省会都市圈的辐射带动。

通过对全国百强县的发展模式进行分析，我们发现，成功的百强县，大多与省会都市圈形成了紧密的产业联动。

（一）东部百强县：都市圈配套模式

以江苏的昆山、江阴，浙江的慈溪、余姚为代表的东部百强县，均位于省会都市圈或核心城市都市圈内，形成了“都市圈配套” 的发展模式。

1.昆山（苏州都市圈，紧邻上海）：依托上海的研发优势和苏州的产业优势，发展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成为全球笔记本电脑的生产基地，GDP 突破 5000 亿元。

昆山的产业链与上海、苏州深度融合，上海的研发成果在昆山转化，苏州的企业在昆山设立生产基地。

2.慈溪（宁波都市圈）：依托宁波的港口优势和杭州的数字经济优势，发展智能家电、新能源汽车零部件，GDP 突破 2500 亿元。

慈溪的家电产业与杭州的数字经济结合，实现了智能化转型，产品远销全球 100 多个国家。

（二）中西部百强县：都市圈外溢模式

以四川的简阳、陕西的神木、甘肃的玉门为代表的中西部百强县，依托省会都市圈的产业外溢，形成了都市圈外溢的发展模式。

1.简阳（成都都市圈）：依托成都的天府国际机场，发展航空物流、临空经济，GDP 突破 1000 亿元。

简阳成为成都都市圈的临空经济副中心，承接了成都的航空制造、物流配送等产业。

2.玉门（酒泉，兰州经济圈辐射范围）：依托兰州的新能源产业优势，发展风电、光伏装备制造，六度蝉联西部百强县。

玉门的风电装备制造产业，与兰州的新能源产业形成了配套，兰州的研发成果在玉门转化，玉门的产品供应兰州的新能源项目。

3.神木（榆林，西安都市圈辐射范围）：依托西安的能源化工研发优势，发展煤炭清洁利用、煤化工产业，GDP 突破 2200 亿元。

神木的煤化工产业，与西安的科研院所合作，实现了产业升级，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

（三）陕甘百强县的短板：与都市圈的产业联动不足

陕西、甘肃的百强县，大多为资源型县域，与省会都市圈的产业联动不足，缺乏可持续性。

1.陕西案例：神木、府谷等百强县，主要依赖煤炭、金属镁等资源型产业，与西安的光子、氢能等新兴产业缺乏关联。

西安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未能带动神木的煤化工产业向新能源材料转型。

2.甘肃案例：玉门、瓜州等百强县，虽依托新能源产业实现突破，但与兰州的生物医药、新材料产业缺乏联动。

兰州的新能源产业研发成果，未能在玉门、瓜州实现规模化转化。

四、民生福祉：都市圈建设的民心所向

省会都市圈的建设，最终要落脚于民生福祉的提升。通过对陕甘两省的民生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发现，都市圈的融合程度，直接影响着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一）收入水平：都市圈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差距

2025 年，西安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7.2 万元，咸阳为 4.8 万元，差距为 2.4 万元；兰州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5.6 万元，白银为 3.9 万元，差距为 1.7 万元。

而成都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7.5 万元，德阳为 6.2 万元，差距仅为 1.3 万元；杭州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8.8 万元，嘉兴为 7.5 万元，差距为 1.3 万元。

（二）就业机会：都市圈的就业半径扩大

2025 年，西安都市圈的跨市就业人数为 120 万人，占都市圈就业总人口的 15%；兰州经济圈的跨市就业人数为 35 万人，占都市圈就业总人口的 8%。

而成都都市圈的跨市就业人数为 450 万人，占比达 30%；杭州都市圈的跨市就业人数为 500 万人，占比达 35%。

（三）公共服务：居民的获得感差异

2025 年，西安都市圈的居民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为 78%，兰州经济圈为 72%；而成都都市圈为 92%，杭州都市圈为 95%。

差距主要体现在医保异地结算、教育资源共享、交通便利性等方面。

核心结论与行动建议：陕甘省会都市圈建设的破局之路

基于以上的深度分析，结合陕西、甘肃的实际情况，对标全国先进省份，我们可以得出几个尖锐的核心结论，并提出针对性的行动建议。

一、尖锐结论：打破认知误区，直面发展真相

结论一：省会首位度的数字竞赛，是陕甘强省建设的认知陷阱

西安38.04%、兰州 28.5% 的首位度，已经无法支撑陕甘两省的强省建设。

首位度越高，意味着省域经济的风险越高—— 一旦省会经济出现波动，全省经济将面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困境。

2022 年，兰州 GDP 增速降至 0.8% 时，甘肃全省 GDP 增速仅为 3.5%，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就是最好的例证。

陕甘两省必须摒弃首位度崇拜，将发展重心从做大省会转向做强都市圈。

结论二：陕甘省会都市圈的协同困境，本质是行政主导对市场驱动的压制

西安都市圈的产业配套率仅为55%，兰州经济圈的产业配套率不足 30%，其根本原因在于行政壁垒的存在。

陕甘两省的都市圈建设，仍停留在行政主导的阶段，市场机制未能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税收分成、土地指标、市场准入等行政壁垒，使得要素无法自由流动，产业无法高效协同。

若不打破行政壁垒，陕甘的省会都市圈建设将永远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

结论三：县域经济的薄弱化，是陕甘强省建设的致命短板

陕西5 个、甘肃 2 个的百强县数量，与江苏 25 个、浙江 20 个的差距，就是陕甘与东部强省的根基差距。

陕甘的县域经济，大多处于资源依赖或农业主导的阶段，与省会都市圈的产业联动不足，缺乏内生发展动力。

强省建设，没有强大的县域经济作为支撑，终将是空中楼阁。

陕甘两省必须将县域经济发展与省会都市圈建设紧密结合，实现都市圈引领、县域经济支撑的良性循环。

结论四：兰州经济圈的规模不足，是甘肃强省建设的核心瓶颈

兰州经济圈6300 亿元的 GDP 总量，仅为成都都市圈的 21%，甚至低于东部地区的一个百强县。

这样的体量，难以承担带动甘肃全省发展的核心引擎作用。甘肃的强省会战略，不能仅聚焦于兰州一城，而应加快推进兰州经济圈的扩容提质，整合白银、定西、临夏的资源，形成一核引领、三极支撑的发展格局，提升都市圈的整体规模和辐射能力。

结论五：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失衡，是陕甘都市圈建设的长期挑战

陕甘两省地处黄河上游，是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生态保护责任重大。

但当前的都市圈建设，仍存在重经济、轻生态的倾向，西安的工业污染、兰州的石化产业污染，对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构成了威胁。

若不能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陕甘的都市圈建设将失去可持续性，强省建设也将无从谈起。

二、行动建议：聚焦五大突破，打造高活力省会都市圈

针对以上结论，结合陕西、甘肃的实际情况，我提出五大突破的行动建议，为陕甘两省的省会都市圈建设指明方向。

（一）理念突破：从首位度崇拜到都市圈思维的根本转变

1.重构考核体系，淡化首位度指标

o陕西、甘肃两省应立即调整省级考核体系，取消省会 GDP 占全省比重的考核指标，增设都市圈 GDP 占全省比重、都市圈产业配套率、都市圈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等考核指标。

o建立都市圈协同发展考核机制，将西安都市圈、兰州经济圈的协同发展成效，纳入西安、兰州及周边城市的绩效考核，权重不低于30%。

2.明确战略定位，重塑都市圈内涵

o西安都市圈：定位为西北地区高质量发展动力源、国家向西开放的战略枢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以西安为核心，联动咸阳、渭南、铜川、杨凌，打造一核、两轴、多组团的空间格局，2030 年 GDP 突破 3 万亿元，占陕西全省比重达 60%。

o兰州经济圈：定位为黄河上游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西北内陆开放新高地、甘肃强省建设的核心引擎。

以兰州为核心，联动白银、定西、临夏、西宁（跨省联动），打造一核牵引、两极并进、四带联动的空间格局，2030 年 GDP 突破 1.5 万亿元，占甘肃全省比重达 65%。

（二）机制突破：从行政主导到市场驱动的制度创新

1.建立都市圈联席会议制度，打破行政壁垒

o成立由陕西、甘肃省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西安都市圈建设联席会议、兰州经济圈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包括都市圈内各城市的主要领导和省级相关部门负责人。

o联席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研究解决都市圈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如产业协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均等化等。

赋予联席会议跨市协调权，其作出的决策，都市圈内各城市必须无条件执行。

2.创新利益共享机制，激发市场活力

o税收分成机制：对于都市圈内跨市落地的产业项目，实行税收按比例分成。例如，西安的企业在咸阳设立生产基地，产生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按西安 40%、咸阳 60%的比例分成，调动周边城市承接产业转移的积极性。

o要素交易机制：建立西安都市圈、兰州经济圈的要素交易市场，实现土地指标、能耗指标、排污权的跨市交易。

例如，西安的土地指标不足，可以通过交易市场从渭南、铜川购买；兰州的能耗指标不足，可以从白银、定西购买。

o产业协同基金：设立规模为100 亿元的西安都市圈产业协同基金和 50 亿元的兰州经济圈产业协同基金，主要用于支持都市圈内的产业链协同项目、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基金由都市圈内各城市共同出资，按出资比例享有收益。

（三）产业突破：从产业孤岛到产业链集群的协同发展

1.编制都市圈产业链图谱，实现差异化分工

o西安都市圈：编制《西安都市圈产业链协同发展规划》，明确各城市的产业定位。

§西安：聚焦研发设计、品牌营销、总部经济，发展光子、氢能、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等高端产业。

§咸阳：聚焦科技成果转化、电子信息配套，打造西安研发、咸阳转化的产业高地。

§渭南：聚焦现代农业、农产品深加工，打造西安都市圈的粮袋子、菜篮子。

§铜川：聚焦资源型城市转型、新材料产业，打造西安都市圈的新材料基地。

o兰州经济圈：编制《兰州经济圈产业链协同发展规划》，明确各城市的产业定位。

§兰州：聚焦生物医药、新材料、数字经济，打造甘肃的科技创新中心。

§白银：聚焦有色金属精深加工、新能源装备制造，承接兰州的产业外溢。

§定西：聚焦中医药产业、马铃薯深加工，打造中国药都和马铃薯产业基地。

§临夏：聚焦民族手工业、文旅产业，打造兰州经济圈的“文旅后花园”。

2.打造都市圈产业集群，提升核心竞争力

o西安都市圈：重点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光子产业链、氢能产业链三大万亿级产业集群。

推动比亚迪、隆基绿能等龙头企业在都市圈内布局产业链，实现研发在西安、生产在周边、配套在县域。

o兰州经济圈：重点打造生物医药产业链、新能源产业链、有色金属精深加工产业链三大千亿级产业集群。

推动兰州的生物医药企业与定西的中药材种植基地合作，兰州的新能源企业与白银的装备制造企业合作，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3.联动县域经济，打造都市圈 + 百强县的发展模式

o陕西：推动神木、府谷等资源型百强县，与西安的新能源产业联动，发展煤化工新材料、新能源电池材料等产业，实现转型发展；推动大荔、澄城等农业县，与西安的文旅产业联动，发展农文旅融合产业。

o甘肃：推动玉门、瓜州等新能源百强县，与兰州的新能源产业联动，发展风电、光伏装备制造产业；推动敦煌、临洮等文旅县，与兰州的文旅产业联动，打造兰州 - 敦煌文旅黄金线路。

（四）基建突破：从硬联通到软联通的全面升级

1.加快硬基础设施建设，构建1 小时都市圈

o轨道交通：西安都市圈加快推进地铁11 号线（咸阳段）、西安至渭南城际铁路建设，2030 年实现跨市地铁覆盖所有核心城市；兰州经济圈启动兰州至白银、兰州至定西的城际铁路建设，2030 年实现兰白定临轨道交通互联互通。

o高速公路：西安都市圈加密三环十二辐射高速公路网，提升西安至咸阳、渭南的通行效率；兰州经济圈加快推进兰州至西宁、兰州至定西的高速公路扩容工程，提高路网密度。

o航空枢纽：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新增国际航线，提升向西开放的通达性；兰州中川国际机场扩容，打造西北内陆的区域航空枢纽。

2.推进软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o政务服务：西安都市圈、兰州经济圈实现跨市通办事项全覆盖，2030 年达到 200 项以上，实现企业注册、社保转移、医保结算等事项的一网通办、一窗受理。

o医疗服务：扩大西安、兰州的医疗专科联盟覆盖范围，实现都市圈内所有县级医院的全覆盖；2030 年实现医保异地即时结算，报销比例与本地一致。

o教育服务：推动西安、兰州的优质中小学在周边城市设立分校，实现都市圈内的跨市招生；建立都市圈教育资源共享平台，实现优质课程的线上共享。

o民生保障：推出西安都市圈、兰州经济圈一卡通，实现公交、地铁、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服务的一卡通用；实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省级统筹，跨市就业的社保转移手续实现即时办结。

（五）生态突破：从先污染后治理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转型

1.建立都市圈生态联防联控机制

o成立西安都市圈、兰州经济圈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统筹都市圈的生态保护工作。建立跨市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实现黄河、渭河等流域的水质、空气质量实时监测。

o推行生态补偿机制，对于生态保护贡献大的城市，给予经济补偿。例如，陕南三市作为南水北调的水源涵养区，西安都市圈的其他城市应给予生态补偿；定西作为黄河上游的水源涵养区，兰州经济圈的其他城市应给予生态补偿。

2.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实现生态与经济双赢

o西安都市圈：推动传统产业绿色改造，淘汰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2030 年绿色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30% 以上。

o兰州经济圈：推动兰州的石化产业清洁生产改造，降低污染排放；推动白银的有色金属冶炼产业绿色转型，发展循环经济；推动定西、临夏的生态农业、文旅产业发展，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打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示范区

o陕甘两省应携手打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示范区，以西安都市圈、兰州经济圈为核心，统筹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城乡建设。

推动黄河干支流的综合治理，实现水质稳定达标；加强南北两山的绿化，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发展黄河文化旅游产业，打造黄河文化品牌。

西部大开发的新格局，为陕西、甘肃两省的强省建设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强省会不是目的，强省才是最终目标；省会首位度不是核心指标，都市圈活力才是关键所在。

陕甘两省的强省建设，不能再走一城独大的老路，必须走出一条一核引领、全域协同的新路 —— 以西安都市圈、兰州经济圈为核心引擎，打破行政壁垒，强化产业协同，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公共服务均等化，联动县域经济发展，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

唯有如此，陕西才能真正建成西部强省、内陆开放高地，甘肃才能真正摆脱弱省标签，实现富民兴陇的目标。

列宁说的好，革命理论一经掌握群众（请注意不是群众掌握革命理论，而是相反），便会产生巨大的革命洪流。

我想，这句话，也应该是说给陕西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