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国资国企改革的十大特点

引语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新时代下，国资国企改革的核心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归根结底是要把社会建设得更强大，对应的，国资国企角色定位也从管资本为主走向五位一体的承接者。国资国企需要进一步在五位一体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需要明晰国企分为公益类、商业一类、二类的价值何在。不仅如此，任何一个国企，都承担着经济任务以外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任务，这是纯粹的市场化公司所不能实现的，这也是国资国企下一步的定位。

　　要实现新角色定位，创新是国资国企改革3.0版本里的一个大的亮点，“顶层设计+基层首创”是中国模式的精髓，中央层面的顶层设计，在具体实践时赋予基层首创的巨大空间，基层首创有可能否定或推进决策的二次顶层设计再修正，这种来回循环与互动，也是本轮改革取得胜利的关键。

　　国有企业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在大资管时代，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对提高国有资本运作效率，增强国企活力具有重要意义；对做强做大做优国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国资国企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学者、政府官员、企业管理者都在寻找良方，华彩作为中国集团战略与集团管控专家，迄今已经服务了1000余家咨询客户，其客户的主流都是多元化集团型、投资控股型企业。凭借丰富的实践经验，华彩全面梳理国资国企改革脉络，力求破解国资国企改革的现实难题，用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帮助国资国企尽快取得改革硕果。

　　在新时代背景下，国资国企时常面临如下困惑：如何打造“两类公司”，地方性投融资平台如何转型，如何实现结构性调整和战略性重组，财政“拨改基”、“拨改投”环境下如何通过基金运作、投资管理体系建设推动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如何抓住并购、混改等政策机遇实现弯道超车……

【一】国资国企改革3.0

 

　　一、新时代特色国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支撑

　　（一）党建嵌入治理层面——之前中国的公司治理的方向出现了根本性偏差，一谈到公司治理就是股东利益最大化，甚至中央和政府层面的文件中这种表述不胜枚举。但事实上公司治理并不仅仅是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对欧美企业进行研究发现，欧洲很多企业追求员工利益、客户利益和股东利益的均衡化，美国极度强调客户利益。反观中国却在一定程度上中了重商主义的圈套，导致从上到下都在强调股东利益最大化，从而失去了全球制度旗手的伟大位置。党建嵌入到公司治理，就是自觉地从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迷局中走出来，走到积极自觉去追求员工、客户、社会、产业，股东五者利益均衡化的高度。换言之，党组织的嵌入治理和党委的前置决策，并不是党委领先于董事会的抢先拍板定案，而是站出来在更广泛的利益和层面上积极自觉的代表员工、客户，产业和社会的利益，而原 “三会一层”仍在较大程度上代表股东利益。党委就要把员工、客户，产业、社会，股东利益最大程度的均衡化。这也是此次党建嵌入公司治理的最大的突破与创新。

　　为什么党建嵌入治理中能成为我们的制度优势？为什么可以把政治优势、群众动员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发展优势和创新优势？通过解释员工、客户、社会，产业和股东这五者利益的平衡，我们就能明白其中奥义，如此一来党建当然成为五位一体落实到企业中去的重要支撑。相反，如果我们的国企未能充分把员工、社会，产业和客户利益考虑进来，组织上的动员幅度、团结深度、凝聚力就会有所缺失。

　　（二）国企的分类问题——解决在经济社会建设过程中，不同功能和价值的国企在其中如何分担责任的问题。

　　1、分类推进改革——进大院，开小门

　　国有资本运营平台：注入合适资源，注入金融和财政资源。国有资本投资平台：促进产业资源集中。

　　商业类国有企业要按照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要求，加大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力度，加快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成为充满生机活力的市场主体。商业一类：鼓励整体上市，创造条件促进整体上市。鼓励推进资产证券化。条件成熟的，可推进混合所有制。符合条件的尝试员工持股；商业二类：促进承担重大项目，促进资产证券化，促进行政+市场两元化运作。

　　公益类：可以采取国有独资形式，具备条件的也可以推行投资主体多元化，还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特许经营、委托代理等方式，鼓励非国有企业参与经营。公益类具备条件的，也可向外投资。非国有企业可以成为公益服务的提供者。非国有企业可以通过ppp参与公益服务提供。

　　2、分类促进发展

　　国有资本运营平台：促进调结构，战略性进入和退出。国有资本投资平台：促进产业竞争力。

　　商业类国有企业要优化资源配置，加大重组整合力度和研发投入，加快科技和管理创新步伐，持续推动转型升级，培育一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国有骨干企业。商业一类：科技+产业竞争力+制度+职业经理人+绩效+市场化薪酬；商业二类：在混合所有制推进过程中，可引入优先股与特殊股。行政类业务的单独核算，并表的特殊处理，市场化业务对行政业务的补偿。

　　公益类国有企业要根据承担的任务和社会发展要求，加大国有资本投入，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严格限定主业范围，加强主业管理，重点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作出更大贡献。公益类业务，政府购买公共服务，ppp推进。

　　3、分类实施监督

　　国有资本运营平台：监督资本运作，监督资产处置，监督股权投资退出。

　　国有资本投资平台：监督投资与整合。资产，股权，债务整合。

　　对商业类国有企业要坚持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重点管好国有资本布局、提高国有资本回报、规范国有资本运作、维护国有资本安全。商业一类：审计体系，信息披露与透明，薪酬重大改革，重大并购，混合所有制推进，员工持股；商业二类：重大专项推进，影响国有控股权的资本运作，重大并购，混合所有制推进，员工持股，薪酬重大改革，负债，风险管理。

　　对公益类国有企业，要把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作为重要监管内容，加大信息公开力度，接受社会监督。监督服务，危机处理。

　　4、分类定责考核

　　国有资本运营平台：考调结构，考市值。国有资本投资平台：考竞争力，控制力，保值增值。

　　对商业类国有企业，要根据企业功能定位、发展目标和责任使命，兼顾行业特点和企业经营性质，明确不同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指标要求，制定差异化考核标准，建立年度考核和任期考核相结合、结果考核与过程评价相统一、考核结果与奖惩措施相挂钩的考核制度。商业一类：基于对标的财务指标，效益，竞争力，预算利润的达成，EVA，品牌；商业二类：重大项目的完成质量，保值增值，市场化业务的考核。引领，控制力，债务。

　　对公益类国有企业，重点考核成本控制、产品质量、服务水平、营运效率和保障能力，根据企业不同特点有区别地考核经营业绩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情况，考核中要引入社会评价，考服务保障，考成本，考人均贡献。

　　（三）中央意在通过混改打造国企开放的资本结构，通过资本结构的大开放，大配置，大交融，既提升国资国企对中国下一步发展的引领与带动，又使得社会资本能够充分共享中国方案红利，使得人民群众最终能获得充沛的资产性收益，有确切可控的获得感。

　　混改有七重由浅入深的内涵：

　　1、国企层面(尤其是二三级子公司)引入社会资本调整自身资本结构，调整自身财务及资产状况，由此驱动自身体制机制改革与经营创新。

　　2、在特许经营及特许领域发展公私合营（PPP），一方面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把国有资本引导到社会资本不愿、不能、不敢去投资的领域去做早期投资和战略性开发投资，布局投资。从而形成社会资本与国有资本之间的合理分工和最佳关系界面。

　　3、在区域全域国资经营（区域各类国有资本，资源，资产盘活，流动，配置，经营）过程中，社会资本多层次多维度多形态介入，推动区域全域国资经营的深化和各种创新，多手段焕发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把存量资本，资源，资产进行有效配置。

　　4、国企以基金为主要手段的股权及产业投资体系及其运作，使得国企可以在科创领域中做好推手和服务者，也使得社会人力资本，创新资本，管理资本和国企的货币资本之间做好融合和互促。

　　5、国有资本，资产，资源资本运作（证券化，并购，资本流动配置）过程中，与民营资本的合作，即带给民营资本发展空间，也通过与民营资本良好的合作，提升国有资本，资产，资源的经营价值。

　　6、通过多层次多维度混改，宜控则控，宜参则参，宜退则退，宜进则进，形成一个国有资本向重要行业、关键领域、重点基础设施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产业集中；向产业链关键环节和价值链高端领域集中；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集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合格局，强化国资国企对重要支柱产业的引领能力，构筑在关键领域里国资国企对核心环节的控制力，以及强化国资国企对关键领域，支柱产业，国家战略领域的风险控制能力。

　　7、把各类社会资本，经营管理者，经营性资产，营销网络，数据，品牌与商誉，知识产权，创新模式，创新生态接入国资国企中，把国资国企改造为开放的创新生态与经营平台。

　　因此，混改绝不是什么国退民进或国让民进，国家层面在资本结构上持有开放态度，引导各类资本的横联纵合，构筑大生态，大合作，大融合。唯有在涉及国家安全领域和国家竞争力领域，才需要特别把握国有资本的主导性和控制性。

　　通过对以上三个维度的重构，国企的特性发生的全新的再定义，国企不仅是经济社会的积极建设者，也成为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成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主力军，拾遗补阙者，边缘兜底者。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国企市场化运作是承担其责任的关键

　　（一）如何完整把握高质量发展。

　　如果把高质量发展比喻成一个房子，那么三去一降一补就是地基。新旧动能转换就是屋子的柱子和墙壁。转型升级和弯道超车就是屋子的大梁。创新驱动和无中生有就是屋子的屋顶。

图 如何完整把握高质量发展

　　（二）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构在于更深刻，更系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如果没有屋子的屋顶——创新驱动和无中生有，其他部分无论怎么强大中国的真正国家安全都不够保障。之前中国在成为世界第二的过程中模仿和学习，赶超是其经济建设的核心，可今天中国在诸多方面已经进入无人区，需要创新驱动保障，无中生有的加持，这里的无中生有不能产品与服务层次，更需是商业模式层次，科技与材料层次，公共产品层次，乃至制度与经济体系层次，甚至理论与国家道路层次等方面无中生有。

　　换言之，今天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深不深入的问题，而是有没有立体的全局观的问题，参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矩阵，我们可知，更深入，更根源，更大价值层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传导效应和带动的势能要大得多。

　　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矩阵也试图把多种资本的概念引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多种资本在此处至少包含货币资本之外的管理资本，经营资本，人力资本，创新资本，远见资本，智力资本等。

　　（三）政府侧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同时中国的发展亟需更深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只不过，这其中最重要的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产业，科技，产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首先必须是国家和产业层面最顶层的理论，信仰，改革和制度方面的供给。

　　中央推进的国际与国家治理创新，政府给社会创造改革和制度方面的供给，社会各个部门给社会创造公共产品供给等等共同构成企业更深刻的现代经济体系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再创新，进而表达在产品和服务层面的供给突破上面。

　　其中国资委不仅需要在区域国资国企布局，产业结构与资本结构上有重大创新，更需成为新时期国资国企改革的大平台，主推手和娘家人。中国的国企看着实力不错了，可是内在的看带着镣铐跳舞的地方太多太多，很多地方仍然是凭着理想主义和四个自信在机制束缚下闯关式运行。

　　所以国资委在此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角色就在立足自身贴近国资国企工资，掌握大量数据和事实，横向比对不同分类国企，对国企的诉求和困惑感同身受等基础，供给创新和制度。

　　（四）国企侧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国企自身也必须首先是自身的创新与制度设计的呼吁者，其次是探索者，不能简单的顺水推舟式去做最浅表的产品和商业模式层面的探索，而应该回到更基础的公司治理，决策制度，资本结构，企业边界，内部交易，组织智商层面，进行更广泛，更基础的创新。

　　（五）引导，聚拢，激励与最大化激发社会主义建设中扮演脊梁和承力强作用的广大国企干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广大国企干部员工的民心怎么引导，怎么聚拢，怎么触发超比赶帮学的积极性，怎么推动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的崇高动机，怎么善待，怎么培育和回馈这些新时代的奉献者们，也是新时代的核心篇章之一。

　　（六）如何通过激励约束机制，把广大干部员工的利益和企业的短中长期利益深入挂钩，形成人力资本与企业的深入融合，创造力和归属感的深入融合。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简单的进行产品和服务层面改革，而是从人民群众出发，从追求美好生活出发，从人民幸福和人类问题出发，一步步追溯，彻底的倒逼，重构供给侧及其生态，甚至倒逼到构筑供给侧的上层建筑层面。

　　三、国企引领能力、活力、控制力、风险管理能力的最后一公里

　　通过对国企种种问题的深入剖析，我们大概能够得出一些广泛共识的结论，我们调查了十三个在广大国企中带来较多冲突的制度或事项，将其按照权重排行如下：

　　1、定位，授权，与国资委权力界面，

　　2、党建与公司治理，四会一层分工及议事规则

　　3、科学决策与追责制度

　　4、工资总额制度

　　5、领导人限薪制度

　　6、中长期激励探索制度

　　7、社会化招聘与市场化薪酬

　　8、内部人与空降兵的并存与公平性

　　9、评价目标，考核过程及考核结果的应用

　　10、预算，资源配置与绩效评价

　　11、容错制度与特殊事项考核制度

　　12、鼓励创新制度

　　13、混改推进

　　考虑到改革推进的实际情况就可以得知，除了4,5两个问题因为有严格的约束性制度，所以没有太多空间的改革。其余11个制度或事项因为都是开放性议题，所以探索者众多，甚至往往汗牛充栋。

　　而工资总额制度和限薪制度的特有的约束性，背后带着严格的防范问题，抑制违规，堵漏特征，所以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几乎无法研讨，乃至带着一定的无奈，不能探讨的禁区特征。

　　直到近日国务院出台《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意见》，中办印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这两个问题才到了可以被研讨，可以拿出来探究。

　　四、工资决定机制与激励干部意见是中国新人力资本新篇章

　　考虑到这十三个因素关注的冷暖不一，以及这两个意见发布后引发的热议。本文就工资总额问题和限薪问题展开探讨，以及把必须要与这个问题连带思考的股权激励和跟投问题也放进来一并探讨。

　　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深刻的看其背后是一局大棋。

　　未来大概率会陆续出台的制度及创新：领导人限薪制度优化、国资系统内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建立国企领导人多维度评价制度、关于在国企内部建立员工多通道发展的制度、建立国企内部针对干部和员工的在工资总额之外进行特殊专项奖励、国资系统推进对国企领导人特殊激励制度、中长期激励探索制度、容错制度与特殊事项考核制度、鼓励创新与深度开放制度，针对不同类型的国企，进行差异化目标设定和绩效考核的制度。

　　这些可能的改革背后，不仅是重构国企与其广大干部员工休戚与共的新型关系，更是试图在国家——现代经济体系——产业——企业——个人五个层次之间构成命运相连，荣辱与共，共同发展的新型命运共同体。

　　此次几个新意见的出台，其时机也很有嚼头：

　　1、此次中美贸易争端，给中国国企认真，心无旁骛的走自主创新之路好好的上了一堂信念课和共识课；

　　2、国企尤其是央企全面进入科创攻坚，创新驱动总攻期；

　　3、因PPP推行及资产证券化推进，社会资本顺畅进入社会方方面面，参与经济建设，客观上腾出了国企的一部分资本和力量去更大程度投入科创；

　　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由产品与服务层次逐步深化，国企对创新人才和人力资源结构层面需要补的短板极有现实感和紧迫感；

　　5、国际范围内科技创新的井喷期就要到来，各路资本纷纷布局，这在客观上对国企现有存量人才的保留就是个挑战，更不要说国企还必须在这个过程中打赢抢人才大战；

　　6、 国企激励和评价制度的弊端已被普遍共识，必须进行更大层面的变革，但因为涉及面实在太大，社会各界最终形成一个妥协性的共识：对其进行小步快跑式迭代调整；

　　7、结合国企的综合优势，采用一司一策的做法，给不同国企个性化授权，使之能够采用打补丁和局部闯关的手法，更聚焦的靶向解决自己的识才、引才、育才、留才难题；

　　8、 一个好的改革路线图和远景勾勒，能够让大部分员工和干部看到未来；

　　9、长久来看，还需进行更大勇气，更新理念的变革。

　　基于此，我们还是先来解读一下此次工资总额决定机制的内涵吧。

　　（一）改革工资总额决定机制。改革工资总额确定办法，完善工资与效益联动机制，分类确定工资效益联动指标。

　　1、工资总额的决定，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工资增长来源问题（T1）、公平问题（T2）、工资总额调整问题（W1）、激励问题（W2）等四个核心问题，这也是此次《意见》落实最大的难题和挑战。

　　2、企业经济效益增长的，当年工资总额增长幅度可在不超过经济效益增长幅度范围内确定。其中，当年劳动生产率未提高、上年人工成本投入产出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或者上年职工平均工资明显高于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当年工资总额增长幅度应低于同期经济效益增长幅度。

　　3、对主业不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企业，上年职工平均工资达到政府职能部门规定的调控水平及以上的，当年工资总额增长幅度应低于同期经济效益增长幅度，且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幅度不得超过政府职能部门规定的工资增长调控目标。

　　4、 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除受政策调整等非经营性因素影响外，当年工资总额原则上相应下降。其中，当年劳动生产率未下降、上年人工成本投入产出率明显优于行业平均水平或者上年职工平均工资明显低于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当年工资总额可适当少降。

　　5、企业未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工资总额不得增长，或者适度下降。

　　6、企业按照工资与效益联动机制确定工资总额，原则上增人不增工资总额、减人不减工资总额，但发生兼并重组、新设企业或机构等情况的，可以合理增加或者减少工资总额。

　　（二）改革工资总额管理方式。全面实行工资总额预算管理，合理确定工资总额预算周期，强化工资总额预算执行。

　　1、全面实行工资总额预算管理。工资总额预算方案由国有企业自主编制，按规定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后，根据企业功能性质定位、行业特点并结合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程度，分别报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备案或核准后执行。

　　2、对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工资总额预算原则上实行备案制。其中，未建立规范董事会、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内控机制不健全的企业，经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认定，其工资总额预算应实行核准制。

　　3、对其他国有企业，工资总额预算原则上实行核准制。其中，已建立规范董事会、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内控机制健全的企业，经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同意，其工资总额预算可实行备案制。

　　4、合理确定工资总额预算周期。国有企业工资总额预算一般按年度进行管理。对行业周期性特征明显、经济效益年度间波动较大或存在其他特殊情况的企业，工资总额预算可探索按周期进行管理，周期最长不超过三年，周期内的工资总额增长应符合工资与效益联动的要求。

　　5、强化工资总额预算执行。国有企业应严格执行经备案或核准的工资总额预算方案。执行过程中，因企业外部环境或自身生产经营等编制预算时所依据的情况发生重大变化，需要调整工资总额预算方案的，应按规定程序进行调整。

　　6、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应加强对所监管企业执行工资总额预算情况的动态监控和指导，并对预算执行结果进行清算。

　　（三）完善企业内部工资分配管理。完善企业内部工资总额管理制度，深化企业内部分配制度改革，规范企业工资列支渠道。

　　规范企业工资列支渠道。国有企业应调整优化工资收入结构，逐步实现职工收入工资化、工资货币化、发放透明化。严格清理规范工资外收入，将所有工资性收入一律纳入工资总额管理，不得在工资总额之外以其他形式列支任何工资性支出。

　　综合来看，《意见》不仅旨在形成一个工资总额的科学决定机制，与效益联动的机制，更需建立让奋斗者看得见未来的预期。让大家的努力汇聚在推动公司发展上，而公司发展又能与个人多层次多形态的获得感密切联动。

　　工资总额决定机制，是构筑国家——现代经济体系——产业——企业——个人五个层次之间多层次命运共同体打造的关键，是打通任督二脉之举。考虑到转换身份和市场化取薪是少数人，大多数人还是在工资总额框架内，所以这一步踩实很重要。

　　五、怎么理解限薪与尊重市场规律并不冲突，但需解决配套问题

　　限薪问题虽然在有限范围里被讨论，但其被讨论的热度和激烈程度其实很高。此处我们需要探讨如何使得限薪合理化，使得限薪的种种设计意图得以较好的实施。对于限薪问题，估计大家又清楚又迷惑。

　　清楚的是，大家都知道国企所有体制机制问题里面最为突出和最阻碍生产力的就是薪酬机制（哪怕其并不是最重要，最为根源性的），所以看来深改从十九大前的全国一盘棋的规定动作改革，走到今天个性化化的各地自选动作深改，看来从中央到地方必须动一动薪酬机制这个太岁头上的土了。

　　迷惑的是，国企领导人为什么要限薪，其原理是什么，还要限多久，领导人限薪会不会使得市场化薪酬在企业中无深入推动实施的动力。

　　我们来看看一组事实，除了部分经营管理者转换身份之外，更广泛的岗位，干部和员工仍然处在工资总额是一个总框框的框架里面，由此也引发了诸多不利。

　　央企领导基本年薪将根据上年度在职员工平均工资的两倍确定，绩效年薪不超过基本年薪的两倍，而任期激励收入不超过年薪总水平的30%，总的收入不超过在职员工平均工资的7.8倍；25省出文规定最高不高于8倍；四川省最高不高于10.5倍；山东2015年国企领导人年薪20-58万。

　　归根结底，国企领导人限薪是中国共产党给群众的一个承诺——党的干部是为民的，是为理想和五位一体而工作的，首先是一个合格的党员和奉献者，是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不是为薪酬和股东价值最大化而工作的。

　　近五年以来的国企领导人限薪，是对之前一段时间国企改革，尤其是核心领导人员取薪不合理，考核与评价松散化，目标与预算弱约束化，问责表面化等领导层激励约束机制出现问题之后的一种总体性纠正和踩刹车，是一个国企及其领导人重新唤回人民群众信赖的纠偏性行为。

　　同时，限薪也是试图避免国企核心领导岗位变成若干官员从政之路出现瓶颈之后转而追求补偿性高收入的热地的一个举措。

　　同时，限薪试图把国企多方位责任，多层次社会角色而非仅仅是经济效益追求者的特性凸显出来，各个国企领导人之间不能以所在公司效益大小论贡献高低。

　　党委书记，董事长，专职书记，纪委书记四个岗位限薪，使得这四个岗位能够超脱于经济效益之后，承担好政治与领导核心，做好运营及风险监管，做好党风廉政建设的作用。

　　读到这里，大家就觉得很奇怪，这四个岗位（考虑到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往往是三个人）的限薪就一定有道理吗？可以说这就是我们对薪酬的认识出现了盲区。

　　薪酬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主要是货币化的各种收入。广义薪酬说的是政治地位，抱负施展舞台，离任审计后延期收益，区域国资系统经营效益的总体性奖励（由国资委按照国资整体经营效益，对一部分优秀领导人的专项奖励），非经济性重大贡献特别奖，区域重大任务保障奖励，其他保障性安排与综合福利。

　　一方面的确我们是在限薪，一方面我们不敢大胆突破，对被限薪者进行广义薪酬补偿。是的我们要说货币化，工资化，透明化，但这说的是非限薪人员，限薪人员的广义薪酬还是没有突破。

　　同时，限薪还有一个理论依据——国际层面国企领导人薪酬普遍不高，我们最高是员工平均工资7.8倍的限薪幅度有很多人还觉得比有些国家的高。其实这就牵扯到一个很古老的问题——国企领导人是不是企业家。从薪酬上看，我们做了个否定的答案。而从实际来看，国企在夹缝中跳舞，在体制机制约束中平衡多种利益显然不是公益性或低竞争烈度，或简单功能性国企可比拟，地方投融资公司可以说创下多种维度经营任务高密度重合，且导致经营复杂化的各种新记录。

　　同时，在成功的国企中被限薪的关键领导人——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往往是最具企业家精神的领导人，因此限薪问题将往何处去，也是牵动很多注意力的热点。

　　换言之，限薪的出发点，做法都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但具体到与限薪配套的改革政策的补偿，我们就会发现，越是看上去难以被常理简单理解的事物（比如限薪），越是需要配套的制度去除其不合理的地方，使之合理化。而非简单粗暴的刚性化，所以，限薪不是问题，问题是与限薪配套的改革措施，综合绩效评价措施没有跟上来。也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搞是不行了，尤其是要注重政府层面的创新与制度的供给比之于产品层面的供给，更重要，更具决定性。

　　限薪是保障党建嵌入到公司治理，保障国企对国家目标与追求高度支撑的关键措施之一，但需注重该改未改，必须跟上的配套改革。

　　六、股权激励，跟投与其他激励创新是新人力资本的新探索

　　工资总额决定机制是建立多层次命运共同体的基石，但真正把各种各样的人力资本无边界聚合在企业里，使得企业价值最大化，尤其是要把企业急需的，稀缺的，具有创新思维的，具备更广阔视野和独特管理与创新技能的人才聚合到企业中来，还是要坚持双向开放，深度开放。在这种语境下，股权激励和跟投制度就格外重要了。

　　首先，我们来谈谈股权激励。

　　关于股权激励的探讨很久了。现在的股权激励门槛也很高，不仅要在混改公司里面进行，还需该公司的外部营收占到总体营收的九成以上（集团内部营收只能占到一成）。我们还得说这种股权激励还是比较狭隘。

　　一般来看，狭义的财务收益挂钩导向的九种股权激励手段各有千秋，能够因地制宜，在不同约束条件下较为有效的解决不同的问题。

　　比如来联通之间就用了限制性股票，这是唯一可以按照净资产最高可以打五折购买的激励方式，很多国企都会用这个方式。上港集团一万多人在二级市场进行员工持股，形成万人铸百年基业的格局，还是给很多劳动密集型国企开了眼；绿地多层次合股公司的做法完成员工持股；TCL的管理层持股也很具启示意义；上海仪电并购民企+与之对赌也很有品位；北京成绩，广东中旅，重庆保利的股权激励也有看头。

　　但要解决国企负责人与承担多样化职责的国企的综合任务和利益挂钩，形成新型股权激励，这就需要国资系统有更大的勇气，更为创新的认知和方法论。

　　今天我们有必要建立一种多样化的泛股权激励，把劳动者尤其是奉献者的利益和企业利益捆绑在一起，而不仅仅是大家参照西方价值观而说的解决人是经济人（人需要考虑自身的私利和算经济账）的基本问题，更需要面对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其国企会承担多样化职责，而只有其中一部分会登陆资本市场，有一部分国企将难以或无法登陆资本市场，这些国企的管理者同样需要解决其股权激励问题，只不过不是单纯用财务视角去激励持股管理者，而是根据国企的多样化职责，从多个角度（财务收益，国企社会责任履行，重大任务保障，独有贡献，其他经营创新）去评价其管理者，解决非上市公司奉献者的多种形态的努力和付出的认可问题。

　　基于其贡献给予不同程度分阶梯而非笼统的待遇，是一个社会尊重贡献者，尊重自身的价值观建设，构筑千年大计的基石。换言之，股权激励其实是有姓资还是姓社问题的，只不过大家都因为有个伟人讲过不争论而不好再去捅破这层窗户纸。还是那句话，国资系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顶层设计——供给改革与制度，说就是一句话，而要干，尤其是干出创新来，则任重而复杂，独立无援。

　　这也带出一个问题，到底是根据1+N改革文件来相对稳妥的改革，还是应该根据把握改革精神在有精神无文件的背景下来改革，这也回到了前面的话题，怎么把握十九大前的规定动作为主国资国企改革，十九大后的自选动作为主国资国企改革，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深改，其中一些纠结问题是不能指望一一有着对应的严丝合缝的改革文件的，那么怎么办？考虑到各地分管国资国企改革的主官在行政序列里面排位往往不高，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有点苦涩，也给国资系统的自选动作改革带来了艰涩的难题。

　　其次，我们来说说跟投制度。

　　这个问题的焦点可以浓缩为一件事，跨层级跟投。

　　国有企业的跟投，不管是在深创投、越秀地产、海康威视、江西大成都得到了很好的实践，也起到了国企之前不善投后管理，难以对经营过程中的微观因素，软性因素进行管理的弊端，可以说，国企的跟投制度，有望成为泛混合所有制的重大优势。

　　综合来看，跟投依照组织形式的不同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三类，公司制、信托制、有限合伙制。三种组织形式的项目跟投各有特点，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以融合不同的组织形式衍生出复合型的跟投组织形式。

　　需注意跟投还需解决一个问题，集团的管理者，能不能跨层次在下属公司并购或投资项目中跟投（当然前提是该项目与集团现有业务之间没有内部交易或内部交易是公允的价格或商务条件，或者内部交易营收占比较少且是公允的价格或商务条件），虽然目前有些独立的实践，但这个问题尚未被共识。

【二】新形势下国资国企改革的十大特点

 

　　特点一：国资管理体制

　　建立健全各类国有资产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实现国有资产监管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系统化。可以把本地资源，如矿藏、森林、山川、河流、绿地、湿地、岛屿、荒地、滩涂等；区位，如交通干线、能源网、港口、机场、国家级新区、经开区、高新区、自贸区等；资产，如市政设施、体育场馆、公园绿地、道路桥梁、政府及事业机构资产、农村土地入市等；壳资源，如特许、牌照、上市资格、资质等；交易服务平台；市政公用设施；科技资产与设施；无形资产；科创与产业服务等对象进行市场化，企业化开发和经营，使之产生全域资产经营及收益，这是国资运营最大的意义。

　　换言之，我们需要重新界定什么是国资经营的对象，比如重庆无中生有打造兰渝铁路引来惠普从而成就重庆电子产业生态，云南迪庆更名为香格里拉，思茅更名为普洱，广西巴马把自己打造为长寿之乡，河南登封打造少林寺品牌系列及运作嵩山论坛，吉林开发长白山水源，瑞典打造诺贝尔奖，新西兰向中国销售空气，迪拜系统的把自己打造为中东自由港和中东CBD，美国依托国防部高级武器计划局推动全美军事-科技-金融-工业型经济发展，欧洲集几个大国之力打造多国联合国企来推出高端产品空客，以上林林总总都是国资经营的典范。

　　此次十九大要求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界定国资的新范畴，挖掘国资系统存在意义，通过改革发挥更大作用。杭州运河集团深刻地认识到杭州房价是通过运河生活带传导，西湖及周边房价非常高，萧山房价相对下降，富阳、余杭房价就更低了。因此，它通过设立运河及周边繁荣生活带，将杭州房价往外传导，17年前11个月拍地收入2300亿。

　　特点二：国资授权机制

　　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以管资本为主深化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准确把握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定位，科学界定国有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边界，建立监管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创新监管方式和手段，改变行政化监管方式，改进考核体系和办法，落实保值增值责任，提高监管的及时性、针对性、有效性。

　　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综合性改革，探索有效的运营模式，发挥国有资本市场化运作的专业平台作用。

　　目前设计的是三层授权经营体制：国资监管机构（主要是国资委）——国有资产运营机构——生产经营企业。

　　首先是明确“两个授权”，分清“所有权与经营权”关系。一是超出正常经营规模，需要扩张企业资产总量的权限，如重大项目上马、大宗货币资本借贷、企业固定资产抵押等，属于所有权，经营者有建议权。

　　其次，建好国有资产投资运营公司。这意味着今后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指令主要通过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这一平台，通过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以“市场化”的方式往下层层传导，规避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真正实现政企分开。

　　对于国有资产投资运营公司而言，主要通过划拨现有商业类国有企业的国有股权，以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注资组建，或选择具备一定条件的国有独资企业集团改组设立。目前，中粮集团、国新、国投等中央企业正在试点改建改组。对于企业而言，确保国有企业依法自主经营，激发企业活力。

　　特点三：结构性调整和战略性重组

　　围绕服务国家战略，推动国有经济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基础设施集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有效发挥国有经济整体功能作用。

　　推动国有资本形态转换和结构调整，支持创新发展前瞻性战略产业，加快处置低效无效资产，淘汰落后产能，剥离社会职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

　　推动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聚焦发展实体经济，突出主业、做强主业，加快推进横向联合、纵向整合和专业化重组，提高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国际竞争力、抗风险能力。

　　所有的国资向基础建设、民生、环保、战新、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产业集中发展，产业结构几乎一模一样，同质化竞争很严重。在这个基础之上，如何进行结构调整和战略性重组呢？

　　贵旅集团将充分发挥贵州旅游产业资源整合、资源运营、资本运作及创新发展四大平台功能，以旅游建投、旅游服务、旅游酒店、旅游金融、旅游文创五大产业全产业链运作形态为发展模式，以互联网+为转型升级的主要抓手，打造贵州最大最强的旅游产业集团。

　　此外，重视全域旅游，并主要是从两个角度着力：

　　根据省委省政府规划部署的全域旅游线路安排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项目，如在“东线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带”上的雷山县布局雷公山旅游景区项目，在“北线人文及生态文化旅游带”上的仁怀、赤水，布局名酒庄园、军事体验、特色古镇项目；

　　以市场手段进行运作，摒弃以往那种靠政府融资，贷款直投、短贷长投的模式，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多方资源，多种方式合作，实现合作多赢的发展目标，齐心协力，共同朝“将贵州打造成为世界知名、国内一流的旅游目的地”的目标看齐、发力。

　　特点四：保值增值

　　怎么样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一般而言，可以从以下八个维度进行：区域资产的结构形态、权属分类、管理方式、总量质量、运营状态、建立台帐；国资委管资产、经营性国资、全域国资及其他国资管理；资产购置、配置、处置；资产预算与收益管理；资产责任与资产可经营性管理；经营性资产管理制度；低经营性、无效资产的激活与经营性探索；保值增值措施，评价，奖惩。

　　福建瑞德股份有限公司充分发挥产权交易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利用市场机制来管好国有资产,确保了国有资产的安全,促进了国有产(股)权的合理流动,并在流动中得到了保值增值。

　　特点五：做优做大

　　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那么，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背景下，究竟应该如何全面准确地理解“做强做优做大”？

　　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不仅是规模上的做强做优做大，更需在科技引领，产业带动，转型驱动上的做强做优做大，发挥好六方面作用：针对市场化市场化主体起到支撑、推动、促进作用；针对盲区起到先锋、引领、稳定作用；针对改革起到突破、探索、引路作用；针对创新布局的开创、试错、开辟作用；针对民生公益起到承担、兜底、保障作用；针对市场起到补偿、调节、补充作用；针对战略探索起到错配、前瞻、布局作用。

　　做强做优做大，需要加快调整优化国资布局结构，聚焦产业链、价值链，深化开放性市场化双向重组联合，重点发展有一定基础和比较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服务业企业模式创新和业态转型，完善基础设施与民生保障领域企业持续发展的经营模式，推进企业向重点区域或功能性区域集聚。

　　在江苏省属企业经营管理现场推进会上，副省长马秋林表示，借力资本市场，用好上市公司资源，是推动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重要措施。

　　特点六：防止国资流失

　　在当前企业大力推进混改、股权激励、基金投资的大背景下，国资监督与风险防范就变得格外重要。加强国资监管要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流失为目标，加快形成全面覆盖、分工明确、协同配合、制约有力的国有资产监督体系。

　　增强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的整体性有效性，强化流程管控刚性约束，确保内部监督及时有效。强化出资人监督，加快国有企业行为规范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加强对企业关键业务、改革重点领域、国有资本运营重要环节的监督。

　　加强和改进外派监事会监督。建立健全国有企业重大决策失误和失职、渎职责任追究倒查机制，加大国有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力度。

　　加强审计监督、纪检监督、巡视监督，建立有效的外部监督协同联动和监督会商机制，形成监督合力。实施信息公开，加强社会监督，建设阳光国企。国资委的监督、出资人管理、反腐廉政、风险管理等角色，将成为长期的国资管理功能，也将会成为政府进行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工作。

　　厦门市为了健全市属国有企业监督机制，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督，结合厦门实际，制定了厦门市国有企业监事会管理办法，有效期5年。厦门市人民政府授权厦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国资委)代表市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依法向所出资企业(以下简称企业)派出监事，对企业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状况实施监督。　　

　　为实施对经营性国资的统一监管，国资委探索打造多个经营性国有资产监管平台，改进现有的国资监管制度和基础管理工作体系。

图 国有资产监管平台建设

　　特点七：深化国企改革

　　面向国资委层面，主要从授权体制、公司制、资本结构、资本收益、市场化、董事会、三项制度、投融资、追责和审计等方面，来促进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国有企业自身的具体发展路径可以从体制机制、要素配置、产业组织、资本结构、人力资本、管理经营、商业模式、联盟与生态、绩效评价等方面，进行内部的改革的深化。所以，国资委所主导的制度层面的优化和企业自身的改革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抓手。

　　特点八：推进现代企业制度

　　形成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在全面完成公司制改革的基础上，积极推进股份制改革，引入各类投资者实现股权多元化，探索建立优先股和国家特殊管理股制度。

　　全面推进规范董事会建设，切实落实董事会职权，改革外部董事管理制度，严格董事选聘和履职管理，使董事会真正成为企业的决策主体。

　　持续深化企业内部三项制度改革，推进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探索企业领导人员差异化薪酬分配办法，建立健全与劳动力市场基本适应、与企业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挂钩的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推动企业内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

　　特点九：发展混改经济

　　中央推混改，其核心主旨并不在于各地国资拿出多少家国有企业，引民资进入，改变其资本结构，使得其中一部分股权，是非国有资本，这是一种对混改的肤浅理解。

　　混改的核心主旨在于，通过对一个国有企业的经营边界、能力边界、短板的理清，通过多次与各类优势非国有资本的混合，将一个个大但不强不优的国有企业，改造成一个个有机的产业链，乃至于生态链。

　　通过将若干国有企业改造为若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次资本混合，多层次、多维度、多方位资本混合的有机的产业链、生态链，使原先的国有企业的一家独大，一资独强，改变为众资争辉。在一个强大的产业链或生态链当中，形成谁强谁上，谁优谁主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链条有机，交易活跃，模式创新，机制进化，效益优先的良好局面。

　　由一个完整的高比例国资控股的、边界清晰的国有企业，改造为一个生机勃勃，在多个链条上，国资持股比例有强有弱，有进有退，这样一个产业链或生态链，其核心在于，既要让国资融化在整个社会资本大洪流当中，又要保障在若干关切国家安全，关切地方发展，关切国计民生，关切区域发展，关切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重大课题上面，课题相关的产业链和生态链上。

　　国有资本在整个生态链当中，具有引领能力，控制力和抗风险能力的关键环节、关键功能、关键设置。最基本，以及若干环节的黄金股，或一票否决权。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让国资融化，让社会各类资本与国资形成参差交错布局，不仅不会减弱国资，而且能够使得国资更大力量的释放其社会带动力，更能保障其在若干重要国家安全及地方战略的重要关切环节的相关产业链和生态链当中，国资形成恰当的布局。

　　这种混合所有制，将是持续的、没有边界的、停不住的。一个国有企业，既是在核心环节上和某个民企，某个社会资本合资，合资后的企业，在进一步产业链化发展，生态链化发展的过程当中，还会进一步多层次、多环节、多维度、多方式的与社会资本再次多次持续的进行合资合作。

　　这种制度安排或哲学的引入将会成为下一阶段，中国方案的某种意义上的核心力量源泉，在经济方面的核心力量源泉，是一种持续的类引擎供能，不断地把国资和社会资本撮合到一起，搅动到一起，组合和生发到一起。

　　为了实现这种级别的混改，有必要从多方位、全方位的，更深刻的认识混改，从简单的引民资进入到PPP，到以国资为核心，形成产业链、生态链，到地方统筹国有资本，形成与社会资本合作的长效机制，到地方国资与民资形成抱团经济，走出去，乃至于形成更大范围里的国有资本、社会资本，各种创新优势的深度融合，围绕着经开区联合体、自贸区经济、创客经济、数字中国战略、创新驱动，形成更大层面的融合与交错，将是区域混改战略的更新的篇章。

　　为了把混改进行得更深入、更彻底，我们有必要把人力资本、管理资本、技术资本、远见资本，以及其他特殊资本引到混改当中来。我们也有必要把合资、并购、表外融资、虚拟合作、联盟、生态构建、商帮构建引到混改当中来。也有必要把基金、创投、孵化器、经济联合体引到混改当中来。混改将会在下一阶段生发出怎样的创新，仍然是各地深改的一个核心探索。

　　特点十：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支持国有企业深入开展国际化经营，不断加大开放合作力度，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推动优势产业走出去，带动中国装备制造、技术、标准和服务走向世界。

　　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培育一批国际化经营人才，形成一批在国际资源配置中占主导地位的领军企业。

　　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鼓励国有企业以市场为导向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突破和掌握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培育一批高附加值的尖端产品，打造一批国际知名的高端品牌，形成一批引领全球行业技术发展的领军企业。北斗、量子通讯卫星、华能核电、高铁就是第一批培养的领军企业。

　　加快推进产业升级，在一些优势行业和领域向价值链高端迈进，努力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形成一批在全球产业发展中具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领军企业。

　　打造一批世界级产业集聚区。要以沿江国家级、省级开发区为载体，以大型企业为骨干，发挥中心城市和园区的产业优势和辐射带动作用，重点打造五大世界级产业集群。